2022年10月26日，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袁志刚工作室和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学系列讲座176期在腾讯会议室线上举行。本次讲座由伍曼玮同学报告专著，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樊潇彦副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葛劲峰老师等多位老师进行深入点评。

伍曼玮同学报告的内容是著名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 1923-1998）的著作《国家与市场》。作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 1923-1998），是当代西方著名国际关系问题专家，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奠基人和“英国学派”主要代表。

全书共分为四大部分十一个章节，斯特兰奇深入浅出地评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理论基础和主要流派的观点，特别是指出了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的区别，进一步用结构性权力的四个基本权力结构（安全、生产、金融、知识）和四个次级权力结构（运输、贸易、能源、福利）这种新的模式综合分析国家与市场关系，剖析国际上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现象，也为人们思考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

关于四个基本权力结构，首先是安全结构，作者认为政治经济学中的安全结构就是由于某些人为另一些人提供安全防务而形成的一种权力框架。安全是人类基本需要中最根本的一种，在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安全结构是环绕国家体制建立的，但以许多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安全结构的主要弱点，就是各个国家边界和权力范围都有相同的易变性。其次是生产结构，生产结构可以定义为决定生产什么、由谁生产、为谁生产、用什么方法生产和按什么条件生产等各种安排的总和。生产一直是几乎所有政治经济的基础，近两个世纪以来，生产结构已经发生了两个非常深刻的变化，一是最早出现在西欧和北欧的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二是全球生产体系的发展，跨国公司逐渐主宰和改造了全球生产结构。再次是金融结构，金融结构可以定义为支配信贷可获性的各种安排与决定各国货币之间交换条件的所有要素之和。历经金本位时代与布雷顿体系等多个阶段，当前金融机构的主要问题在于主权国家债务的管理、对银行的监督和谨慎控制、主要通货之间汇率的稳定性和可信性的恢复以及全球金融结构中经济思想的破产。最后是知识结构，知识结构包含了信仰、知识和理解，以及信仰、观念、知识的传送渠道，从其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公共物品。技术变革不一定改变权力结构，只有在巩固或支持社会可接受的政治和经济安排担当基本信仰系统一起发生变化时，技术变革才会改变权力结构，而在世界经济的四种基本结构中，知识结构正在经历着最迅速的变化。

关于四个次级权力结构，它们分别是交通运输、贸易、能源与福利。交通运输是在国际政治体系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国际政治体系中，国家是管理市场的主要政治机构，同时必须为自己的生存提供条件。当交通体系超越了国界，安全仍旧是政府主要考虑的问题。交通运输也是国际贸易开展起来的基础，国际贸易的交换不仅仅由市场力量和供求关系所造成。相反，它们是一部分经济谈判、一部分政治谈判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结果。近百年来国际贸易发展得非常迅速，但同时发展非常不平衡，贸易结构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此外，生产国际化则是影响国家商品贸易条件的又一个重要的事态，公司把跨越政治疆界的贸易内部化了。在技术为创造更多的财富作出贡献的同时，社会也就需要更多的能源投入。能源在历次工业革命中同样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要素。但以石油等为代表的传统化石能源分布极不均衡，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能源市场中政府、公司和市场这三个关键的玩家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最后，福利是一个内容广泛、包罗万象的专有名词，既包括市场提供的利益和机会，也包括由于国家和其他权力机构的政治干预而形成的利益和机会。一方面，国家是所分配福利的主要来源，所以福利主要（虽然不是全部）是国家的事；另一方面，不同国家之间能够得到的福利和进行分配的福利方面，必然存在着非常巨大的差异。福利制度与运输或贸易制度（包括能源贸易在内）相比，发展远未成熟。

樊潇彦老师指出苏珊·斯特兰奇的《国家与市场》是国际关系领域中结构主义的非常重要一个作品，为现在分析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框架。但作者未能就其中的逻辑演化以及层级之间重要性的切换进行更为深入的阐述，四个基本权力结构和四个次级权力结构类别中的逻辑关系是欠缺的。现在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需要对其中的各个板块之间的互动以及从更大层面上的理论对比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葛劲峰老师认为现在对国际政治经济学非常关心的大背景是现在世界变化速度不断加快，更加具有不确定性，而目前的一大危机是整个国际秩序在以一个比美国衰落更快的速度在崩塌，不管是安全、生产、金融等结构上，还是在能源、运输与贸易体系上，新问题不断涌现。关于这些问题有很多叙事，国际政治是一门叙事的学问，需要对各种理论不断去对比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