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经济迅速融入全球产业链，产业不断升级，“世界工厂”的地位日渐形成。但是自2006年起，中国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和科技争端升级，2020年新冠疫情蔓延使全球产业链的连续性面临考验，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使全球产业链的安全性面临挑战。对于发达国家来讲，全球产业链朝着“在岸”“近岸”和“友岸”方向被重新布局。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将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作为国家战略来推动。这些变化无疑会对中国产业结构的演变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制造产业如何转移和升级是两个需要研究的问题。通过结合劳动力工资、国际和国内地区性贸易流、全球关税水平、发明专利授权等多维度的数据，对中国2000—2022年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进行全面回顾，得出的研究结论显示：（1）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不构成推动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主要因素，在国际上暂时也不存在能够大规模吸收中国产业转移的国家；（2）构成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韧性的外因是自金融危机时期以来全球化进程的相对停滞，内因是中国内陆地区依据比较优势资源重新配置带来的内部产业转移；（3）中国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及其背后的技术进步和应用上发展迅速，但是存在地区发展差异和过度依赖外需和产业政策的问题。因此，坚持持续扩大开放和利用好产业政策以平衡地区间产业结构转型和应对外需冲击，是未来中国贸易政策和产业规划制定的重要参考因素。

作者：袁志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南，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葛劲峰，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4年第9期。

目次

一、引言

二、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两种逻辑

三、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韧性的外因和内因

四、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结构转型

五、集约边际与广延边际的产业升级

六、总结与政策启示

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快速融入全球产业链以来，迅速取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体成为新的“世界工厂”。然而随着中国的快速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提高，劳动力成本也在逐步上升，以劳动力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全球产业链继续向中国转移的逻辑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以及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摩擦对全球贸易与产业链分工格局的影响日益加深。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中国早期吸纳全球产业转移的重要基础和就业支柱产业，是否会发生类似当年“亚洲四小龙”经济体向中国转移那样，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南亚等新兴经济体转移，这已经成为一个当下需要厘清的重要问题。此外，产业升级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是自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提出的重大战略性目标。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纲要》提出：（中国）“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发展驱动力实现根本转换”。在劳动力工资水平提高和建成创新型国家战略所需产业升级的背景下，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是否已经发生改变？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内在逻辑何在？中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地区差异与趋同如何演进？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

本文结合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劳工组织、世界银行、中国海关、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等多维度的数据资源对贸易自由化以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业转移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业升级进行了全面回顾。在此基础上，本文将着力探讨以下问题：（1）在劳动力成本提高和产业结构转型的背景下，中国是否已经开始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规模外部转移；（2）如果中国没有发生“亚洲四小龙”经济体那样去劳动密集型产业化，这背后产业韧性的内因和外因是什么；（3）中国产业升级及其背后的技术进步方向存在哪些地区差异和潜在风险。

余文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本文将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两种理论：“劳动力成本驱动论”和“下一个中国论”进行分析和检验。第三部分，根据第二部分分析得出的结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传统逻辑可能失效，因此我们进而对中国维系劳动密集型产业韧性背后的内因和外因进行分析。第四部分，我们将对中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型的国际地位和地区差异进行探讨。第五部分，本文将进一步对产业升级背后的两种技术进步方向的地区差异和潜在风险进行讨论。第六部分总结全文并对本文结论所蕴含的政策启示进行讨论。

一直以来，国际贸易理论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视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产业。发展经济学家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需要经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结构升级，必然伴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部转移。中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年以来，在充分融入全球产业链的同时，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工资和福利水平也取得了很大提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否构成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主要因素，是本节所要检验的第一个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出口驱动型增长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集聚在很大程度上汲取了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等先发经济体的发展经验，并且也得益于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承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是否会延续这些先发经济体的路径，将自身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向南亚其他新兴经济体，这是本节所要检验的第二个问题。

本文中的各国贸易出口额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最低工资水平数据来自国际劳工组织（ILOSTAT）。协议关税数据来自世界贸易组织关税数据库和关税年报（WTO Tariff Download Facility，World Tariff Profiles），实际应用关税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orld Bank）。中国各地区的出口数据来自对中国海关数据的统计。

（一）劳动密集型产业分类和显示性比较优势

本文使用Hanson基于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编码（SITC）对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分类，将表1中的十类商品定义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了测度一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参考Hanson的做法，本文采用Balassa提出的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指标，如公式（1）所示：

其中，xijt表示t年国家i在商品j上的出口金额。RCAijt度量了t年国家i在商品j上的出口世界份额与其总出口世界份额之比，通过某商品在世界范围内的出口集中度来反映国家i在商品j上的比较优势。若RCAijt>1，则反映t年国家i在商品j上有比较优势。

（二）工资水平和比较优势

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取得比较优势的重要原因。基于国际劳工组织对163个国家地区最低工资的统计，本文将最低工资水平进行标准化，图1展示了中国和三个南亚代表性新兴经济体（印度尼西亚、印度和越南）的标准化最低工资水平。可以看到，中国的最低工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5—2006年的贸易自由化时期。中国的最低工资水平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经历国有企业大规模下岗而出现较多向下冲击，总体上是平缓下降。第二个阶段是2007—2015年的最低工资制度改革时期。2007年中国出台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健全最低工资制度的通知》要求“各地要通过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确保最低工资实际水平不因当地消费价格指数上升而降低，并随经济增长逐步提高”。最低工资制度改革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最低工资水平，月最低工资从2006年的80美元提高到2015年的245美元，翻了3倍。在全球最低工资分布中从低于平均水平0.5个标准差提高了0.2个标准差。第三个阶段是2016年迄今。由于2015年以来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强，叠加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因素，大部分地区的最低工资上调频率从每年一次减少为隔年一次，上调幅度也有所减少。因此2016年之后中国的最低工资增长速度慢于国际平均水平，2021年相比2015年标准化的最低工资水平回落0.05个标准差。

虽然2016年以来的经济下行因素延缓了中国最低工资水平的增长趋势，但是由图1可见，2007年的最低工资制度改革已经使得中国的最低工资水平远高于其余可能承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南亚新兴经济体。为了厘清最低工资水平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关系，本文以1995年作为基准，在图2展示了中国最低工资水平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显示性比较优势的演变情况。可以看到，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比较优势随着产业结构转型和出口的多元化而持续下降，但2007—2015年最低工资水平的大幅提升并没有冲击到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我们从2007年最低工资制度改革这一“自然实验”可以得到的结论是，低劳动力成本水平并不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比较优势的最主要原因。产业链的完备性、熟练的技术工人规模、公共品投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都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经过几十年全球产业链在中国的锻造和其他优势的凸显，低劳动力成本不构成当前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主要因素的逻辑，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集聚在中国而不是非洲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地区。

（三）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分布和转移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的出口驱动型增长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集聚来自对1970年以来“亚洲四小龙”经济体（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韩国）发展经验的路径模仿和对“亚洲四小龙”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承接。这种观点支撑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另一个逻辑：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应当像“亚洲四小龙”那样逐步退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而来自中国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会在世界贸易中诞生出“下一个中国”（next China）。

图3展示了中国和“亚洲四小龙”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的世界份额和显示性比较优势的自然对数。可以看到，在2000年之前“亚洲四小龙”占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的22%，仅中国香港一地在最高时刻就提供了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的13%。而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亚洲四小龙”出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下降趋势，至2022年“亚洲四小龙”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世界份额减少了九成，仅占到全球份额的2%。取而代之的是，中国成为了新的“世界工厂”。在1985年仅有3%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出自中国，而到2022年全球近半数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来自中国。尽管近年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面临各种挑战，如劳动成本上升、土地使用限制、环保要求趋严和融资成本上升等负面影响增多，但直到目前我们并没有看到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快速转移的趋势。除2018年和2019年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外，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份额增速基本稳定，显示性比较优势也没有发生像“亚洲四小龙”那样的快速下降。在2000年中国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水平为3.6，而到了2022年这一水平仍维持在2.5的高位，具有一定程度的“韧性”。

为了寻找潜在的“下一个中国”，我们在图4中罗列了南亚及东南亚八个新兴经济体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出口世界份额和显示性比较优势。南亚地区是全球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不到亚洲十分之一的土地面积上居住了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因此，南亚也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承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在未来诞生“下一个中国”的地区。然而虽然南亚地区有着18亿的人口规模和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南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份额却并不出彩。在2000年南亚及东南亚八个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世界份额为7%，而到2021年这一数字仅提高到11%。其中大多数国家虽然有着高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劳动密集型出口却没有快速增长。其中，越南往往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承接中国产业转移的国家，其劳动密集型出口份额2021年相比2000年增长了6倍。但越南本身的体量较小，至2021年劳动密集型出口份额为5%，仅为中国的九分之一。我们认为越南可能在未来中国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中获得更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份额，但由于人口和市场体量约束难以成为“下一个中国”。真正在体量上有潜力成为“下一个中国”的南亚国家是印度。然而由图4可见，印度至2022年劳动密集型出口份额仅为3%，刚刚达到中国1985年的水平。印度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从2000年开始快速下滑，至2022年印度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仅为1.28，远低于中国在1985年3.6的水平。印度与其人口规模相比过低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占比源自印度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自给自足”的产业政策及其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等因素。我们会在下一节讨论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独特优势和印度无法取代中国的原因时回到这一点。

三、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韧性的外因和内因

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发现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没有发生向其他新兴经济体较大规模的转移，其出口份额仍在上升。对于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展现出的强大韧性，其背后的原因和机制相对复杂，我们这里用“外因”和“内因”这两个概念来展开分析。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韧性的外因，是中国在自身经济获得快速增长、人均GDP和最低工资上升的情况下，持续推动对外扩大开放，实行降低关税的贸易政策，并通过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改进，劳动密集产业的产业链日益完备，将低成本相对比较优势得到持续。我们在后面将着重考察关税变动对产业重构的影响。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韧性的内因，是立足于中国广袤内陆地区的差异性和近年来通信网络和物流交通状态的快速改善，根据新的比较优势重新配置资源，同时配合内部劳动力的持续流动，新的劳动节约技术的应用，自动化水平的提高，既形成沿海地区的部分劳动密集产业转移到中西部特别是沿江中西部地区的态势，又通过机器人的应用等手段继续维持劳动密集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比较优势。

（一）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韧性的外因

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推动了全球贸易自由主义里程碑式的发展，世界贸易组织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是其成员贸易关税的削减。对于国家进口关税平均水平存在两种测度：第一种测度是协议关税水平，体现为应用最惠国关税（MFN）的简单平均，这一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事前贸易政策制定情况；第二种测度是有效应用关税（使用贸易份额加权），这一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事后贸易政策结果。由于协议关税的提高会影响降低进口量，进而降低其在关税总额中的权重。贸易份额加权的有效应用关税水平一般低于协议关税水平。

图5展示了1995—2020年中国等八个代表性经济体有效应用关税水平的持续下降。由于协议关税不会发生连年的持续变动，图中有效应用关税水平的下降主要来自全球化带来的资源配置效应，即进口量会向关税更低的项目集中，从而提高了低关税项目的权重。由图5可见，金融危机前的全球化浪潮降低了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关税水平，八个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有效关税从51%降低至8%。但是这种来自资源配置效应的关税降低在金融危机后却有所停滞，2007—2020年八个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有效关税水平仅下降了3%。

图6对比了亚洲四个代表性发展中国家的协议关税和有效关税趋势。全球化的资源配置效应在中国仍然成立，这一点即使是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后也没有发生动摇。图7展示了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中美两国互征关税和对其他国家地区关税水平。可以看到，在2018年的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中国对美国执行报复性关税反制的同时，对其他国家与地区的进口进行了广泛的减税。这使得中国自2018年开始总体协议关税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2.2%。相对于中国持续扩大开放的贸易政策，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关税政策基本没有发生改变，但有效关税的下降速度慢于中国。印度的贸易政策则在2018年后走向保护主义。平均协议关税大幅上升，这使得保护主义抵消了全球化的资源配置效应。印度在金融危机后的应用关税水平基本持平。

自金融危机开始的全球化放缓，许多在1995—2007年这一波贸易自由化中积累了大量贸易赤字的国家认为自身成为了全球化中的“输家”。Autor et al.和Caliendo et al.对美国制造业的实证研究显示，制造业进口渗透率的提高和冲击导致了进口国的失业率上升、劳动参与率下降、工资水平下降和创新激励下降等问题。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民族主义、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开始抬头，民族主义导致的政策短视使得加征进口关税作为一种“头痛医头”的应对机制开始在印度等贸易赤字国盛行。以印度为例，在1995—2007年贸易自由化期间积累了大量贸易赤字的发展中国家，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本应持续扩大开放以承接伴随着中国产业升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但是这些国家往往却因为贸易赤字和进口冲击深陷保护主义泥沼。而以关税解决短期贸易问题的保护主义思潮又进一步恶化了这些国家的贸易条件。如此自我增强的贸易赤字—保护主义螺旋成为了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延续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即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难以像“亚洲四小龙”曾经那样快速向外转移。

（二）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韧性的内因

前文分析了构成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韧性的外因。另一方面，我们认为构成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韧性的内因来自中国超大规模的经济体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和广袤的内陆纵深。与许多已有区域增长（regional growth）和结构转型（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文献不同的是，我们认为中国的内部产业转移除了东西向的“南北结构转型”，即随着东部沿海城市的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将劳动密集型向西部地区进行转移外，更重要的是内陆地区本身依据比较优势资源重新配置的效应。在前文中，我们引入关税讨论了世界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资源配置效应，在本节中我们将把视野转向国内，把长江这一天然且极为重要的区域性基础设施禀赋作为工具以分析2000年中国全面加入全球化资源再分配以来的内部产业转移与资源配置问题。在表2中我们按照传统的东中西部地区和是否沿海或沿长江对中国的各省份进行地区划分。图8展示了以2000年水平为基准的中国各地区劳动密集型出口份额。图8为我们提供了两条重要的信息。（1）2000年以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增长最快地区是中西部地区和沿长江非沿海地区，其中沿长江非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在2020年的份额达到了2000年的2.6倍。（2）传统理论所预期的大规模东西向转移没有发生，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份额相对较为稳定，2020年东部地区相比2000年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份额仅下降9%，其中产业结构最先进的沿长江且沿海地区2020年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份额相比2000年还增加了7%。我们认为，东部地区并没有发生大规模产业转移的一个原因是东部地区对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我们会在讨论中国的地区技术进步方向时回到这一点。除了东部地区的部分产业转移外，中国内陆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依据比较优势而进行的资源再配置，体现为东北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非沿长江内陆地区向沿长江地区的产业转移。长江作为地理上的天然纽带沟通了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产业链上下游，连接多个省份的内河航运带来的供应链优势形成了沿长江非沿海的中西部地区在外向型产业上的强大比较优势。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根据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上下游关系自然地会选择沿江向上游转移；另一方面，这种比较优势的吸引力同样推动了中国转向外向型经济以来内陆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沿江地区转移。这种外向型经济下基于比较优势的资源重新配置构成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韧性的内因。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依据比较优势而进行的资源再配置还带动了金融危机后中国内部劳动力流动转向。图9通过第六次到第七次人口普查期间中国各省的外省人口占全国份额的变化情况来反映中国内部劳动力的流动情况。和传统产业升级理论预期的东西向劳动力流动不同，现实中东部沿海地区对于国内流动劳动力的吸收能力已经趋于饱和。第七次人口普查中所有东部沿海地区的外省人口份额都没有在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基础上继续提高。由图9可见，2010年到2020年的外省人口分布变化体现为东部沿海地区下降，内陆地区上升的格局。而在其中外省人口份额增长率最高的地区正是我们在前文所分析的沿长江非沿海地区。这表明，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内部产业转移不仅体现为产业和资本基于比较优势的重新配置，还同时带动内部劳动力流动的新趋势。这种由产业转移主导的内部劳动力流动，如果没有中国这样既具超大规模经济体量又具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背景，是难以实现的。

最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提高国民收入的同时创造了国内超大规模的内部市场。由图10可见，在1990年中国的人均GDP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而到2022年已经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的102%。而同年的印度和越南的人均GDP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8%和32%。这意味着未来的中国已经不是2001年刚加入世贸时期只能为外需生产而自身没有能力消费的国家。因此，除了持续扩大开放的外因优势和超大经济体量下内部产业转移的内因优势外，中国逐渐形成的强大内需在构成中国的产业韧性上也具有其他发展中国家无法替代的比较优势。

四、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结构转型

产业升级是中国实施制造强国的战略性目标，《中国制造2025》制定的战略目标要求（中国）“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制造业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制造业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我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中国制造2025》着重强调了创新在产业升级中的关键性作用，并将规模以上制造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研发强度）和规模以上制造业每亿元主营业务收入有效发明专利数作为战略目标的头两个考核指标。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根据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对产业层面的研发强度做了五个层级的划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在此基础上把研发强度最高的两个层级的产业定义为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Knowledge- and 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ies）如表3所示。在排除粮食、能源和服务业等非制造业出口外，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基本包含了中国剩余所有的出口产业。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整合贸易数据库（WITS）发布的ISIC编码和SITC编码的对应关系，结合UNSD发布的SITC编码和HS编码的对应关系，以SITC编码为连接键对中国各地区的HS编码出口与ISIC编码进行了等额匹配，并在此基础上对技术密集型产业进行了匹配。本文中国际层面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出口和增加值数据来自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国内分地区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出口来自本文对中国海关数据的匹配统计。

图11展示了四个全球主要经济体（美国、欧盟、中国和日本）在2002—2019年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增加值份额。由图可见，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产业升级是全球产业升级最主要的动力之一。在2002—2019年，中国总体技术密集型产业附加值份额年增长1%，2019年规模基本与美国相当；中国制造业技术密集型产业附加值份额年增长1.3%，2019年规模相当于美国与日本之和。图12展示了技术密集型产业出口的全球分布情况。中美两国合计供给了全球53%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出口，且在除计算机相关产业外有较为明显的产业链互补性。从研发强度层级上来看，中国位于技术密集型产业链中下游，而美国位于技术密集型产业链上游。中国出口世界份额最高的电力设备和铁道车辆产业的研发强度为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研发强度层级最低的两个产业。而研发强度层级最高的三大产业：航天器、制药和计算机类产业中除计算机类产业外均由美国主导。图13展示了五个国家技术密集型的出口结构。其中，美国的出口结构较为平均，日本、德国和法国等在汽车和机械相关产业存在集聚，而中国和韩国则体现出在计算机等消费电子产业上的高度集聚。

图14展示了分地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出口结构。从出口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来看，只有沿长江非沿海地区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实现了长期增长，在2000—2020年翻了1.4倍。这表明前文分析劳动密集型产业根据比较优势在内陆重新配置的逻辑在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升级上同样有效。2007年的金融危机冲击对沿海的中国技术密集型产业出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2000—2006年中国对外进一步开放时期，中国沿海地区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出口结构达到86%，年增长率达到1.3%，而金融危机后沿海地区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持久性地降低到了75%，而内陆地区和沿长江非沿海地区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则反弹至55%和80%。外需冲击能够带来如此大的结构影响，一种解释是外需萎缩严重冲击了以制造业为主的可贸易品部门，导致了制造业部门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下降和经济实现“再平衡”。这一观点认为贸易自由化使原先中国的工业部门超前发展，带来劳动收入份额降低和居民消费不足，同时长期存在的市场分割问题使得国外需求在受到冲击时难以有效地向国内市场转移。这种理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贸易自由化到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变化，制造业和服务业产业结构的变动，以及居民储蓄率的变化，但现有文献对于金融危机后沿海和内陆地区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趋势分化的原因还没有给出充足的解释。我们认为，导致沿海和内陆地区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趋势分化的第一个可能原因是前文所分析的内陆地区依据比较优势的资源重新配置；第二个可能原因则来自中国地区间差异性的技术进步和应用方向。我们将在下一节中对中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方向进行讨论。我们发现，东部地区尤其是经济高度外向型的沿海且沿长江地区是推动中国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最主要地区，这种对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开发应用在金融危机后进一步强化，而内陆地区的技术进步和应用方向则集中于信息技术和新能源等新兴产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沿海和内陆地区不同的技术型比较优势，进而影响了金融危机后各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的差异性发展。

五、集约边际与广延边际的产业升级

前文中我们已经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业转移和结构转型进行了分析，本节中我们将对产业升级背后的技术进步和应用方向进行讨论。我们将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方向分为集约边际（intensive margin）和广延边际（extensive margin）两个方向。集约边际指的是在中国超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基础上对劳动力使用效率进行提升的劳动节约型技术。广延边际则指的是中国在近年来产业升级中取得突出进步的信息技术产业和外贸“新三样”产业（新能源汽车和新能源产业）。

Montobbio等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方法（NLP）中的概率主题模型（probabilistic topic modelling）对2009—2018年美国专利文本中暴露在劳动节约型技术革命中的技术领域进行了主题（topic）分类，并建立了劳动节约型技术的主题—联合专利分类号（CPC）对应关系。Staccioli和Virgillito在此基础上对劳动节约型技术所对应的3位CPC编码进行了分类，如表4所示。本文利用Staccioli和Virgillito分类的劳动节约型技术CPC编码和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CNIPA）的企业发明授权专利进行匹配，对中国集约边际的技术进步进行识别。此外，本文利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制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与国际专利分类参照关系表（2021）（试行）》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能源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所对应的IPC编码和CNIPA的发明专利授权数据进行匹配，对中国广延边际的技术进步进行识别。

为了厘清中国自2000年贸易自由化以来的技术进步方向，我们在图15中展示了中国在集约边际和广延边际的发明授权份额演变情况，以2000年的水平为基准。集约边际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和应用一直是中国发明授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占到总发明授权量的三分之一，但并不是中国的技术进步最快的方向。在2000年劳动节约型技术发明授权占总授权量的29%，而到了外需严重萎缩的金融危机时期，劳动节约型技术的授权比例一度提高到48%。金融危机后这一比例缓慢下降至26%，而2018年的中美贸易摩擦又将这一比例短暂推高了5%，至2022年劳动节约型技术发明授权占总授权量的比例和2000年基本持平。相比于平稳的集约边际技术进步，广延边际的技术进步则显示出迅猛的增长趋势，是中国的主要技术进步方向。2000年以来的信息技术革命叠加贸易自由化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2000年信息技术产业的发明授权只占到总量的10%，而到了金融危机前一年，中国四分之三的发明授权来自信息技术产业。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看到的，信息技术革命叠加贸易自由化使得中国在快速融入全球信息技术产业链的过程中，在计算机相关产业形成产业集聚（图13）。但这也使得中国的信息技术产业过度依赖外需，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需萎缩使得信息技术发明授权份额在随后的8年间下降了30%。其后，这一比例直至2016年才开始恢复，2022年重新回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相比于信息技术产业，作为外贸“新三样”产业的新能源汽车和新能源产业发明授权份额虽然起步较低，但是发展速度显著快于劳动节约型技术。在2000年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技术授权份额仅为0.9%，至2022年这一份额已经提高到了6.5%。新能源产业在2007—2018年的增长速度较快，至2018年的授权份额达到了10%。但是从2018年开始，中国对光伏和风电等新能源产业补贴开始退坡，叠加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对中国光伏、风电和锂电池产业加征高额关税，中国新能源产业的技术进步开始放缓，至2022年中国新能源产业发明授权份额已减少到总授权量的8.5%，相当于2014年水平。从以上分析中不难发现，中国广延边际的技术进步速度虽然快于集约边际的劳动节约型技术，但是广延边际的技术进步存在着高度依赖外需和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问题。一旦遇到不可预期的外需萎缩（金融危机、中美贸易摩擦）或产业政策变化（光伏、风电补贴退坡），广延边际的产业升级就会出现大幅波动。

接下来，我们对这两种技术进步在中国的地区分布进行讨论。图16中展示了中国分地区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趋势。可以看到，劳动密集型产业沿长江地区集聚是推动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最主要表现。自2000年以来，相比于内陆地区快速推进广延边际技术进步的结构转型，东部尤其是劳动力成本压力较高的沿海且沿长江地区在2000年劳动节约型技术授权份额仅为5%，这一比例在2022年提高至15%，成为中国第二大的劳动节约型技术授权地。沿长江非沿海地区的劳动节约型技术份额则在金融危机后快速增长，从2.2%提高至7.3%。由图17可见，相比沿长江地区在金融危机后对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倾向，内陆地区则完全转向了广延边际的新产业。在2000年，内陆地区是中国最大的劳动节约型技术授权地，占有21%的授权份额，这一比例在2000—2006年的贸易自由化时期快速缩小至10%。与之同时发生的是内陆地区的信息技术产业授权份额扩大了22倍，新能源相关产业扩大了3倍，并在2014年中国政府推动新能源产业政策后进一步扩大到了2000年水平的12倍。但是，正如我们前文所分析的，中国广延边际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存在依赖外需和产业政策的问题，这一点在内陆地区的产业升级中更为明显。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需萎缩直接使得内陆地区的信息技术产业授权份额减少了三分之一，而2018年开始的新能源产业补贴退坡则使得内陆地区相关产业授权份额减少了27%。依赖产业政策的广延边际的技术进步除了受到政策本身不确定的影响外，还会加深企业的策略性创新行为，扭曲创新激励。如何用好产业政策，平衡地区技术进步差异，将会是未来中国产业升级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本文从多个角度对中国融入全球化以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进行了回顾。本文的第一个结论是，各阶段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并不构成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部转移的重要动因，现阶段国际上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扮演曾经中国接替“亚洲四小龙”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角色。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形成如此强的韧性的外因则是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和关税降低带来的效应，使得以印度为例的劳动集聚的新兴经济体积累了大量贸易赤字，并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了严重冲击。这些贸易赤字国在金融危机后开始转向保护主义并导致了全球化进程的逐渐停滞，这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国际产业转移的大环境发生逆转，从而导致这些国家难以大规模地吸收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内因是中国根据内陆地区的比较优势进行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重新配置和东部地区对于劳动节约型技术加速开发和应用，依托于广袤的国土面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地的劳动效率提高和内陆有比较优势地区的内部产业转移使得中国有能力在内部产生出“下一个中国”。这部分的政策启示是中国应当继续坚定持续扩大开放的道路，金融危机以来对制造业自由贸易的坚持和稳定的关税政策已经成为中国外向型制造业的新型优势，对扩大开放的坚持将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国际产业转移和相应的就业供给。本文的第二个结论是中国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型的技术进步方向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虽然自2000年以来中国在技术密集型产业规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出口结构上只有非沿海的沿长江地区实现了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的提高。这是因为中国内陆地区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存在过于依赖外需和产业政策的问题，一旦出现预期外的外需萎缩或产业政策调整，内陆地区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广延边际技术进步就会发生大幅波动。这部分的政策启示是自2010年以来的各项新兴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如何用好产业政策以平衡地区间产业结构转型和应对外需冲击将会是未来中国产业升级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研究”（7193300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