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中，起初人们相信世界是平的，主权国家意识被不断淡化。但有一天，当文明与文化的冲突袭来，让人们意识到世界并不是平的，由此从理想主义全球化，走向了逆全球化、现实主义全球化。于是，就有了‘全球化三元悖论’。”

9月24日下午，在相辉堂北堂，全国教学名师、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袁志刚开讲“强国之路”思政大课文科大类首场专题大课。

以《全球经济困境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题，袁志刚把个人经历和对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分析置于大时代背景下，将“道路与道理、专业与事业、大我与小我”的主题娓娓道来。

—— 洞悉全球经济格局 ——

“我一辈子走过来，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对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关心，所有支撑我学问最坚强的力量就是关心人类的命运。”

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是怎样的？袁志刚指出，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制造业和工业系统，推动其向自主化、智能化转型。

然而，数字经济的繁荣背后也伴随着挑战。收入差距的扩大成为经济社会面临的巨大难题，长期有效需求不足制约了经济增长。新冠疫情之前欧美经济体长期受困于需求不足，经济低迷，日本则步入通货紧缩时代，发达国家普遍面临低增长困境。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其劳动力比较优势在支撑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对全球劳动力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疫情之后，全球经济从“三低一高”，即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和高杠杆走向“三高一低”，即高通胀、高利率、高杠杆和低增长。“在全球产业链中，劳动与通胀的关系错综复杂，逆全球化与欧美战争等外部因素更加剧了通胀压力。”面对经济增长乏力、收入差距、人口老龄化及内外需求不足等多重挑战，各国纷纷探索应对策略。日本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刺激需求，而中国的发展模式为全球经济注入活力。

面对全球化趋势，袁志刚提出 “全球化三元悖论”来阐述。

以美国为例，美国经济历程中经历了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的房地产泡沫兴起，而中国则在房改后实现了消费与价格的双重飞跃。在全球经济及金融市场趋势方面，各国国债规模激增，疫情后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美国通过加息控制通胀，但其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

此外，全球化进程中的货币主权问题备受关注。中国坚持货币主权，与欧元区国家放弃货币主权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了全球化与货币主权之间的复杂关系。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虽稳固，但也面临诸多挑战。如何形成货币共识，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课题。

—— 宏观经济长期是增长，短期是波动 ——

“以前在虹口公园附近有一辆18路公交车，车站有专门的工人把最后上车的人往里面推，把车门关起来。今天，这样的情况不会在出现在上海的马路上。”

袁志刚说，“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交出漂亮答卷。中国过去四十余年的经济增长奇迹，离不开人口红利、扎实的基础教育以及高效制度形成的共同推动。”

人口优势为经济腾飞提供充足劳动力，基础教育普及奠定人才基础，而灵活且不断完善的制度体系，是保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高铁、高速公路、桥梁及现代化机场的广泛建设，不仅提升了国家基础设施水平，也促进了区域间经济交流与融合。

技术进步与制度改革的双轮驱动，是中国经济不断突破的关键。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制度革新，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再到数字经济大国的转身。

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着制度完善、城乡差距、环境保护等多重挑战。为此，中国提出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战略目标，强调创新驱动、绿色发展，致力于构建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面对人口红利减弱、劳动力流动新变化，中国正积极探索新的增长动力，通过优化市场技术选择、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挖掘人口空间红利等措施，推动经济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

—— 在不确定中前行 ——

在全球化背景下分析中国经济趋势时，袁志刚用长期增长和短期波动模式图来说明。图表一侧是经济长周期供给面，另一侧是短期经济波动需求面。劳动要素供给、TFP增长率、资本形成构成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外需、投资、消费构成中国经济短期波动。

由此，袁志刚提出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挑战——人口变动与劳动力流动、产业转移与升级、外需和内需的不足。

中国经济正处于关键转型期，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这一过程不仅要求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还面临着复杂的人口问题挑战，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和劳动力结构的深刻变化，促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劳动力流动、市民化进程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等内容。

与此同时，产业转移与升级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长期挑战之一。有效利用人口空间红利，成为促进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途径。为此，应对经济社会的多元化需求，制度改革与创新势在必行。

“在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下，中美两国在产业上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金融危机后，中国从依附于美日的技术体系，逐步成长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一极。“中国产业结构重构及其就业的变动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头戏。中国既要坚持现实主义全球化道路，又要加强自主创新，以应对外部压力，在1到2的应用场景落地上实现发力，从现今格局来看，中国这种领先的趋势已经初具成型。”

技术进步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深刻改变社会生产结构和就业形态。作为学生，如何在浪潮中前行？

“每个同学在未来要有所成就，成为各个行业的领袖，最重要的是关心人类的命运，任何学科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人类从哪里走来？将走向哪里去？”

在围绕问题做解答，为人类的未来找出路的同时，袁志刚表示，青年学子如果能从自己的专业出发，推进这些问题的解答，“那就是理论创新”。

“未来人力资本提升的空间在哪里？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怎样学习？学习什么技能？如何做到人的全面发展？什么样的人类活动是机器不可替代的？……”临近下课，袁志刚向同学们抛出一系列亟待解答的问题，“期待大家在大学对这些问题开展思考，在大问题上思考国家命运，同时也思考自己未来的人生规划”。

—— 用心倾听解惑瞬间 ——

“您认为应该如何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理解现在虚拟经济的发展？”2024级经济学院经济学类一班的曾子权结合我国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相关政策提问。

袁志刚回答：“对人类劳动、演化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都是从物质到精神、情感转变。”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来分析，他表示在劳动生产率提高越快的的领域，劳动占比会迅速下降，由此出现了农业劳动力占比的下降，工业劳动力占比的下降，服务业劳动力占比的上升；从需求的角度看，物质生活丰富带来的是人类对文化与精神追求的提升。他鼓励同学继续钻研，“相信你慢慢学，会理解得越来越透彻。”

2024级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社会科学试验2班的谢慧爱提问，“当前中国应如何应对国际关系上的风险挑战以服务产业升级？作为‘五大中心’的上海如何贡献力量？”

“面对国际上‘小院高墙’式的技术打压，中国首先应该做到技术上的自力更生，关键是实现自主创新的从0到1，这需要长期的谋划和推进。”他鼓励青年学子回归学术，坐得住“冷板凳”，“这才是我们民族复兴的根本”。

“作为金融系的大一新生，我们应该学习什么技能以更好地用人工智能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结合专业，国际金融学院金融学本科生班赵正文提问。

袁志刚表示，当下，中国拥有14亿人的数字金融应用场景，这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底气。“我们可以像布局新能源汽车一样，加快布局数字金融。这一过程中，亟需理解金融科技和金融理论应用场景的复合型人才，这也是大家要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