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以后全球经济出现新的结构性变化：全球总需求吸收不了全球总供给，出现持续的全球产能过剩。在需求方面，全球收入分配不均抑制总需求，同时人口老龄化加剧西方社会困境。传统凯恩斯主义政策受限，货币政策持续宽松，非但提振不了实体经济，反而加剧了资产泡沫和贫富分化，债务问题也制约了财政政策的使用空间。在供给方面，技术进步陷入停滞，互联网革命对TFP 推动趋于减慢，但新的技术创新仍未出现。

全球经济出现很多传统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新问题，也引起了整个宏观经济学理论的自我反思。另外，金融体系在宏观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金融体系如何决定资金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价差。

中国经济增长面对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趋于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争端可能更加频繁。中国经济内部也面临诸多结构性问题。高杠杆、高库存和产能过剩导致传统动能难以继续支撑投资增长，高债务下的居民收入放缓抑制消费开支。持续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还会恶化高杠杆、挤出民间部门等痼疾。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学界展开关于产业政策的新一轮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