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志刚 |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记者：李梅 | 《探索与争鸣》副编审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6期
在逆全球化暗潮涌动的当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贸易摩擦纷争不断，时而紧张升级，牵动着全球民众的神经。本刊尤为关注中美摩擦背后深层次的逻辑和根本性的出路，希冀探求全球治理架构重构的要义和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袁志刚教授。
一、逆全球化发生的根源与中美贸易摩擦背后的逻辑
记者：袁老师您好！在逆全球化暗潮涌动的当下，此轮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动态备多争议，中美贸易摩擦的可能结果备受关注。您是如何理解全球化在短期内接连发生的逆转的？您又是如何看待此轮中美贸易摩擦的？
袁志刚：要了解逆全球化事件频发的根源，还得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说起。这次危机表面上是金融危机，实质上是全球总供求的非平衡，也就是说，现有收入分配基础上形成的全球总需求吸收不了全球的总供给。而供求非平衡又源于深刻的全球分配问题，并且由于全球化进程中的收入分配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危机之后许多国家都只是在金融领域采用量化宽松的办法进行治理，这样反而导致了全球资产的泡沫，进一步拉大资产收入和劳动收入的差距，引发全球一系列新的矛盾和危机。
逆全球化力量抬头的主要原因在于五个因素：一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放慢，突发事件增多；二是宗教文化的冲突；三是移民的冲突；四是政治家的短视和不作为，政客投机以增强党派地位，全球主义、区域主义与反对力量交互博弈，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参与其中，政治派别利用这些思潮为各自党派的狭隘利益服务；五是存在时间过长的制度会产生各类的既得利益阶层，阻止社会进步。
具体到美国，美国国内收入非常不平衡，根据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估计，美国1%的人拿走了20%的GDP，10%的人拿走了50%的GDP。根据目前趋势，随着人工智能、互联网平台共享经济发展，大量的工人会被机器所替代。而且美国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区域的分化，使得美国一些地区的人获益，另一些地区的人利益受损。如果把美国的加州湾区、纽约、波士顿、芝加哥、西雅图、休斯敦等几块重要腹地拿掉，那么美国可能就只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因此，最终问题就在于美国国内缺少转移支付，目前的政治体制无法将美国从全球化获得的利益转移到一部分低收入人群和低收入地区。
记者：看来，逆全球化频发的根源正在于您所说的“分化”，包括阶层的分化、地区的分化乃至国家的分化。
袁志刚：因此，我觉得单纯讨论此轮中美贸易摩擦的结果本身意义不大，情绪化和简单化是大忌。关键是我们要去分析中美贸易摩擦背后的逻辑，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何为中美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从而找出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的可能方案。
记者：您准备在怎样的历史格局和理论框架下，来考察中美贸易摩擦背后的逻辑？
袁志刚：我们还是要把中美贸易摩擦放在全球化发展的大框架下。长期看，全球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可阻挡，加入全球化的世界各国获得的整体利益一定大于其损失。短期看，由于全球化使得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在不同的时期所获的利益不同，有些甚至受损，全球化必然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反复。因此，在某些时期逆全球化势力暂时占上风也是正常的。历史是螺旋式前进的，但是其基本趋势一定不会改变。
人类历史上一共经历了三次大的全球化浪潮：第一次是16世纪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依靠新航线和殖民掠夺建立起了庞大的殖民帝国。随后在荷兰、英国和法国等国相继发生了工业革命，最终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第二次是完成了工业化革命后的欧洲发达国家，将资本、技术、制度和劳动力向北美进行大规模转移，大西洋两岸的生产要素（资本、劳动、技术和土地）得以优化配置，并最终造就了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第三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而这一次的全球化不同于以往的全球化，主要是以跨国公司为核心载体，以资本和技术流动为主要特征。
而跨国公司有两大显著贡献：一是跨国公司进行全球投资和生产布局，进行全球资产的优化配置，在跨国公司资本逐利的过程中，能够带动全球其他要素，诸如土地、劳动等边际报酬的上升。二是跨国公司锻造了全球的产业链和全球的价值链。但是，以跨国公司资本逐利为主要动力的全球化，由于缺少全球治理结构建设的跟进，使得跨国公司活动产生一系列的市场失灵效果，比如发达经济体因产业转移而导致的失业率上升、收入差距拉大，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破坏、跨国公司逃税等问题。在此情境下，全球化的好处被跨国公司获取，负面效果却留给民族国家，导致一些国家国内矛盾爆发。对于跨国公司的这些外部性，亟待国家之间进行合作，推进国际机构的成立，来进行有效的全球治理。二战之后全球治理比较成功的就是关贸总协定（也即后来的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它们使得全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讨论和解决。当然，总的来说，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化还是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增长。
记者：可见，在这一轮的全球经济增长中，正是“生猛”的全球化动力与“羸弱”的全球治理结构之间的撕裂，加剧了各国的利益分殊和全球贸易不平衡。
袁志刚：在此背景下，各个国家的比较优势逐渐发生分化：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它的比较优势集中到了金融和科技方面，由此带来了美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它的人口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发挥，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与此同时，不同国家的贸易逆差和顺差也不断积累。在此意义上讲，贸易不平衡问题产生的背后也有其必然的逻辑。比如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美国在创新和科技产业方面垄断地位的不断加强，不同国家储蓄率出现高低不均衡等宏观结构性问题，跨国公司根据各国比较优势打造全球产业链等。
仍以美国为例。在金融方面，美元作为国际货币，需要不断地印钞以满足全球贸易对美元的需求。世界上有美元的大循环，大宗商品国家包括中国都用美元进行交易。而且，当今世界安全资产短缺。目前中国经济体量还不够强大，欧元区经常出现问题，人民币和欧元在短期内不可能替代美元。当世界经济出现不稳定或者局部地区比较混乱的时候，美元由于相对安全受到青睐，成为全球的稀缺资产。美国不断向全世界提供美元，其必然的结果是美国对全世界贸易逆差。与此同时，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很低，也必然带来贸易逆差。这些都是由美国经济的宏观结构性问题所决定的。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因为它实际上充当了全球银行的角色，以低利率吸收全球的金融资源为实体经济服务，将金融资源配置到全球最重要的跨国公司、高科技企业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新兴企业，分享全球经济增长的好处。美国的最大利益就在于金融利益，即“华尔街利益”。而物极必反，美国后来的问题也出在其最引以为傲的金融市场。正是因为美国的金融市场发展如日中天，金融资源太过丰富，于是美国不只满足于实体服务，开始去做衍生品、次贷等虚拟经济，更逐渐将金融市场的重心从实体服务转向了虚拟经济，金融变成越来越大的骗局并由此引发危机。所以说，美国的问题主要是自己重心偏失的结果。
不仅如此，中美贸易逆差，也是由当前中美的产业结构和要素禀赋决定的，并不是任何人为的政策所能改变的。全球产业链和全球分工导致今天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这同时代表了亚洲与美国在产业结构与要素禀赋上的差异，是要素的价格差异导致的。因为中国进口很多亚洲国家和地区的中间产品，中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是贸易逆差的；而且，随着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的提高，原先那些对美贸易顺差的国家和地区，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它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率近几年都下降了。
换言之，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本质上是整个亚洲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这是全球性配置生产要素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克鲁格曼说，科技创新产品往往在发达国家被引入市场，是垄断产品，获取垄断利润。在北方发达国家是垄断的产品，一旦产业转移到南方发展中国家，就会变成竞争性产品，因为发展中国家比较擅长模仿学习。在科技方面，美国无疑是垄断的。众所周知，垄断高利，竞争低利。中国做的其实只是让7.5亿劳动力涌入到全球产业链中，获得一份比较低的劳动收益，利润的绝大部分还是被美国获得。
中美贸易摩擦的焦点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警钟
记者：正如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所说，美国对中国的抱怨从未停止。大约10年前，美国抱怨的内容是中国经常账户的盈余、被低估的人民币币值和巨额的外汇储备。现在抱怨的内容已经转向了双边失衡、强迫技术转让、产能过剩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您如何判断中美贸易摩擦中的关键性问题？
袁志刚：当中国走向复兴之路，美国抱怨的内容随之变化，无论是301调查，中兴事件的和解，还是新的中美贸易摩擦的酝酿，抱怨一直都在，这一点必须明确。
接下来，我们要搞清楚特朗普的想法。他的战略理念就是美国利益为先，他的所有工具都是围绕他的理念实施。利益优先目标服务于美国经济增长，任何事物只要阻碍了美国经济增长，等于违背了他的利益优先理念。301调查其实意味着美国希望靠其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优势，也即靠高科技、精英、金融霸权垄断，靠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铸币税，继续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取美国利益。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美贸易谈判是一场十分艰巨的谈判。原因有四：一是在特朗普目前的团队中，鹰派占多数，被称为美国贸易沙皇的莱特希泽在美国商会会议上就强调，中国当前的产业政策支柱“中国制造2025”规划对美国经济的未来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中美之间正在打一场生死攸关的经济战。二是尽管最近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中美相互的关税威胁上，但根本的战斗还是在技术领域，以及特朗普政府所谓的“中国企业数十年来盗窃知识产权的行为”。三是尽管去年美国对华商品出口额达到创纪录的1304亿美元，较2016年增长了12.8%，几乎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的七倍；但对特朗普来说，主要问题是2017年美国对华仍然存在3750亿美元的商品贸易逆差，这也是特朗普衡量成功与否的标的。四是美国代表团内部立场多样。其中，姆努钦、罗斯、库德洛主张安抚紧张的美国金融市场；而莱特希泽和纳瓦罗则致力于推动美国与中国进行更为长期、猛烈的斗争，也不太可能迅速达成协议。
记者：在中美贸易摩擦紧张的背景下，您认为中美双方利益的主要损失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将会如何变化？
袁志刚：从目前来讲，对中美双方而言肯定都是不利的。以美国国家利益为先的特朗普并不希望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从中国的最新数据看，中国PMI新出口订单已经从3月份的51.3%下降到4月份的50.7%。其实美国的痛感并不比中国轻，尽管中国比美国出口绝对值受损稍微高一些，但是考虑到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两倍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因此出口相对降幅上美国远大于中国。
不仅如此，如果我们将双方公布的拟征关税名单和2017年进口产品进行匹配可以发现，尽管双方名单所涵盖的进口总值相差无几，美国名单上实际涵盖的产品2017年自中国进口总值大约463亿美元，中国的拟征关税名单上2017年自美国进口产品的总值大约474亿美元。但中国名单上覆盖的产品远少于美国名单上的产品，所以美国的名单虽然打击面广，却不及中国名单打击的力度集中。赵洪岩、盛柳刚于今年5月2日在FT中文网所发表的《中美贸易战如何量化分析》一文中测算，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减少约111亿美元，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减少约91亿美元。考虑到2017年中国对美出口高达4130亿美元，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只有1304亿美元，中美贸易摩擦将导致中国对美出口下降约为3%，而美国对中国出口将下降7%。从两国双边出口下降幅度来看，贸易战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企业来说是一阵冷风，但对美国出口中国的中间产品的企业来说则是一场暴雪。因为，对中国出口企业的打击，也是对这些企业背后一系列全球产业链企业的打击，而这些居全球价值链高端的企业，恰恰就是盈利能力极强的美国企业。
从行业角度来看，中国受损最大的三个行业将是机械、电机设备和光学照相医疗精密仪器。值得重视的是，美国301调查并没有针对中国传统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如纺织和家具，而是中国相对高端的制造业，也即“中国制造2025”计划强调的未来需要发展和加强的高端行业。这表明美国真正的目的还在于遏制中国创新的崛起，即十年之后的中国。但由于中国对美国总体出口量大，这三个行业对美国出口相对于2017年的水平降幅将不高于5%。而美国受损最大的将是以大豆为代表的植物果实和饲料、车辆及其零件、塑料制品、铝制品和谷物五个行业，跟中国受损的主要是工业中间品不同，美国受损的主要是农业和汽车行业。如果特朗普发起的中美贸易战真的打响，美国的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几乎会完全失去中国市场。而美国农场主尽管可以选择出口到其他国家，但中国作为美国最重要的农产品市场之一，大幅度的出口下降对美国农场主而言，无疑将是灾难性的。
从区域分布来看，中国可能受损严重的省份都在东部沿海区域，也即出口依赖度较高的省份。而美国可能受损严重的前六个州是路易斯安娜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乔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其中，路易斯安娜州、乔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都选择了特朗普，如果特朗普发起的中美贸易战真的打响，无疑也将伤害到其选民。
记者：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迄今整整十年，您认为对处于缓慢复苏的全球经济而言，如果中美贸易战真的打响，极端的情况将会怎样？
袁志刚：美国近年经济复苏比较明显，但是这种复苏是非常脆弱的，或者说只是10年巨量货币量化宽松堆砌起来的结果。一有风吹草动，美国乃至全球的“资本市场”首先会受到重创。资产价格大规模缩水是很可怕的，至少从金融角度而言，一旦中美贸易战打响，随之而来的将是全球产业链的中断和碎片化，不排除再来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记者：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中国加大了金融对外开放。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初日美贸易争端的背景下，也曾大力推进利率自由化和金融对外开放，您认为在这样的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和警惕的是什么？
袁志刚：利率自由化是所有市场化的标配，有助于资源配置更有效率；但在中国又比较复杂，有两大因素必须消除：一是所有对利率不敏感的经济主体必须进一步改革。第一类是地方融资平台，由于地方政府官员的任期较短，它们天然对利率不敏感，利率市场化更无从谈起。第二类是国有企业，从本质上讲，国企是躺在国家担保的怀抱中的，僵尸企业继续借钱的怪象不少，需要国有企业继续推进改革。第三类是房地产，如果房地产一直有泡沫且难于控制，容易加速资金向泡沫行业的转向，加剧原来资源配置的问题。利率市场化即便实行，也会大打折扣。二是在中国老百姓的意识里，政府对金融的问题最后会刚性兑付。而利率市场化的关键是风险溢价，是经济主体对所有风险的承受能力提高。
记者：说到这里，似乎需要重新审视金融的功能与核心竞争力，特别是中国新时代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您的主要观点如何？
袁志刚：在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下，无论是美国、中国还是全球，都没有办法消耗不断增长的总供给。2008年后全球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其实并没有解决，都是靠大量的量化宽松维持着。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金融或者金融放水有它存在的必然性。美国克林顿时期科技泡沫破灭后格林斯潘的操作，就是不断降息以刺激房地产泡沫，通过房地产泡沫来维持美国的需求，进而导致金融衍生品过度发展，这也是金融放水的必然结果。当然，用凯恩斯宏观调控的理论来说，当货币流通速度突然下降的时候，适当的量化宽松并不为过，政府短期的操作实际上也很有成效，但是根本性、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Niall Ferguson在2007年时就提出Chimerica的概念，译成中文是“中美利坚”。他认为在整个金融大循环中，美国人消费，中国人储蓄，然后中国人生产，形成贸易顺差，再转换为外汇储备流到美国，让美国人消费甚至是造房子。2008年以后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出口不能作为主要的动力来维持，金融大循环终止了，必须拉动中国自己的内需，以支撑消失掉的出口拉动的部分。当中国开始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就下滑了，而且后者中不少都是靠债务融资，同时也发展了影子银行。特别要提到的是房地产泡沫，中共十八大以后房地产发展实际上变成了“一城一策”，基本上北上广封住了，但是新一线、二线包括三四线城市涨幅惊人。最近的“抢人大战”打的都是房地产这张牌。除此之外，人工智能、互联网+、工业4.0版等新兴经济体融资固然好，但也不乏泡沫。中国自己实际上已经开始金融虚拟化了。
而新时代中国经济的新特征是消费升级，中国大量的负债中透支的信用消费明显上升，80后、90后的消费体量很大，消费观已然改变，中国的储蓄率开始下降。在此背景下，我觉得需要强调新“中美利坚”，即以中美共赢实现新的均衡。与此同时，金融的核心竞争力也应当提上议程，包括金融背后非常深厚的政治、文化、法律体系的培育。
记者：回到这次中兴事件中突出的芯片短板问题，您是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发展的科技屏障？
袁志刚：我想先讲个小故事。十年前，秦绍德教授带领复旦大学代表团出访芝加哥，与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有过一次对谈。贝克说，中国要出问题，因为人口老龄化非常厉害，应该向印度学习放开计生限制。秦教授回应：这样的话，我们粮食和土地资源会出问题。贝克又说：那我们美国人帮你们种粮食，美国现在才用了2%的劳动力，3亿人已经够吃还要出口。如果美国再释放2%的劳动力，足以解决中国再多生3亿人的吃饭问题。秦教授又回应：粮食是战略物资，如果美国有朝一日卡我们怎么办？贝克再回应：卡你们是短期的，只要贸易对双边有利，这种阻碍一定持久不了。这是智者之间的对谈。
依照这样的战略眼光，中兴事件其实无需焦虑，一则如果继续打击中兴，美国的高通和英特尔也会承受不了；再则，即便一个中兴消失了，还会有新的“中兴”成长起来。中兴事件特别提醒我们不能去搞一场科技大跃进，解决之道还在于中国经济发展生态的优化，包括基础研究和教育的长期投入。当然，我们也必须进一步强调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也是生态优化的重要内容，否则，我们随时还可能被别人卡住脖颈。回想中国加入WTO时的谈判，帮助中国建立了一套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如果当时没有这一超前的单独立法，中国的科研不可能达到今天的水平。这也说明中美通过贸易谈判，能够促进中国的立法，使我们向开放的方向继续前行。
三、全球治理架构的重构与中国经济突围的路径
记者：基于中美摩擦背后的全球经济深层次的变革，您觉得二战以后确立的全球治理架构是否应该重构？
袁志刚：首先，我们要回顾两个陷阱。一个是“修昔底德陷阱”，另一个是新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前者是守成大国与新崛起的大国之间的必然纷争所导致的陷阱，类似现在美国处处防着中国的状态，弄不好就是一场战争，当然历史上这种状态也不止针对中国一个国家。后者则是指新崛起的大国不愿也无力承担大国责任和全球公共产品所导致的陷阱，一战前后，美国国力已经非常强大，但是美国的“孤立主义”使其一直不愿意介入欧洲事务和全球事务，全球治理就缺少新的平衡力量。就国际货币体系而言，当时以英镑为国际货币的金本位体系已无力于全球经济的扩张，通货紧缩问题困扰全球，因此呼唤美元的崛起和美国承担更大的责任。但由于美国的不作为、全球治理的缺位，战争和经济危机接踵而至。当前的全球经济，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利益多元化，需要更多的平衡力量加入全球治理是不争的事实。就目前的体量和能力而言，中国不可能马上替代美国。在此意义上，中美乃至全世界政治家、国际机构领导人等，一定要坐下来好好沟通以共同渡过难关，否则无论是金融还是货币之战，对世界都将是空前的灾难。
以金融为例，由于金融在为实体服务的过程中，天生的赌博的成分和配置的成分相互交织，必然导致每一个领域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即往虚拟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在全球资本流动和生产要素流动加速的背景下。而克服这种天然的弊端的关键就在于更多以有效的国际金融机构为主体的全球治理架构的形成，共同商讨国际货币体系、金融监管、资本流动、金融合作等国际事宜，这种全球治理架构的重构的需求也从未如此迫切。
记者：当下，全球化的副产品在美国的突出表现是，以就业的极化为代表的两极化的经济格局和以民粹的极化为代表的政治的两极化。对于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来说，应该如何恰当地参与全球治理？
袁志刚：民主政治最好的基础是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的存在，而且年龄结构要好，人口比较年轻，可以支撑可持续的社会福利体系。二战以后，欧洲和美国民主政治玩到极致，也正因为符合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的诉求，进而坚持长远的国家战略；战后的“婴儿潮”保证了一段时期的合理人口结构以支持福利体系的建设和改善。这是一个美好的时代。但是一旦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型社会发生分化，穷人越穷，富人越富，人口老龄化又使福利体系难以维系，这时候就难以形成社会共识了，最终必将导致政治分化。这也是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遇到的最为棘手的问题，因为我们所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分化的美国看来，并不意味着美国的长期利益和共同利益，更何况中国也有自己的结构性问题。
中国现在参与全球治理最好的办法，其实是把那些落后的国家带入到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相互交融，各个国家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而构建高质量发展中统一化的标准包括劳工标准等。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中国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带动其他国家的制造业和贸易的同时，也是在完成自身的产业转移。关键是我们“共赢而非替代”的发展理念，如何取得各国尤其是美国的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前段时间在博鳌论坛上的讲话非常好，中国需要向世界反复强调中国开放而不是排他的主旋律。事实上，如果特朗普真像大家所了解是一位商人政治家的话，断然不愿意打贸易战。全球化至今，是市场和微观经济主体在主导世界的走势。而中国眼下需要做的就是扩大市场开放，降低关税，实现当年加入WTO时的承诺。中国要想在国际上拥有发言权，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真正的优势和机会，通过进一步的开放来倒逼国有企业的改革、金融的改革、服务业的继续开放、知识产权的保护等。
记者：从中华民族复兴的意义上而言，您认为中国经济突围的关键路径有哪些？
袁志刚：一方面，在战略上我们必须坚持科技创新，通过科技创新完成经济转型，避免过多的贸易逆差。但前提一定是营造良好的经济生态，因为其中有内生的矛盾：一边是像芯片一样周期长、见效慢的高科技产业，另一边是投机性强、利润高的房地产类的行业。而凡是逐利的资本都会涌入后者；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有激励去鼓励房地产行业的兴盛，房地产行业的投资也的确会带动许多相关行业的发展，投资周期较长的高科技产业对地方政府政绩的考核也是不利的。从本质上来说，问题症结还在于既有的制度设计，使得无论是市场资源还是地方政府手中的资源出于短视的考虑，都不会自觉对高科技产业进行大额投资。通常而言，制度的差异决定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和出口优势，而产品质量背后正是制度的差异，像高科技产业就特别需要好的金融风险投资制度。必须强调的是，科技的发展固然需要国家的大量投入，但如果只是依赖国家的支撑，即便在芯片上投入再多钱，难以长久也难以见效，还是要借助市场的推广来获得广泛的资源。与之相关，我们在改革中大力发展为科技创新服务的金融，要求信息的高度对称和透明化，特别要警惕金融风险的集聚。金融稳定的最大风险在于高杠杆率，其中僵尸企业的存在、稳增长的基本思维下对不良资产处置的决心和力度不足、结构的扭曲等，容易造成经济增长日益被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所绑架。这些因素会使得整个经济体资金的供给十分充裕，泡沫成分加大，而实体经济部分回报率低于金融市场，使得金融市场内资金空转，所有资产的收益率越来越依靠货币的进一步发行和外部资金的流入，从而逐步将经济体推向明斯基时刻。因此，一揽子的制度性的改革迫在眉睫。
另一方面，国家应该大力投资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中华民族的复兴是百年乃至千年大计。知识生产本身也是一个生态系统，包括这个生态系统跟市场之间的结合，尤其是基础研究。目前，美国整体上处于比较领先的位置。也许我们可以急功近利地在某个小的领域取得成功，但如果生态系统本身不健全，是没有后发之力的。我们应该反思今天的大学制度为何培养不出一批杰出的人才。知识是公共产品和私有产品之间的混合物。当知识作为纯公共产品，政府应当在基础研究上投入更多。同样必须强调的是，其一，投入更多不等于干预更多；其二，政府不能只依赖行政的手段来提高科研人员的收入待遇，而应当注重通过专利补贴等市场手段，通过市场的供需变化形成最合理的收入待遇。市场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手段，不管是实物资源还是人才资源。
记者：中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具有明显的大数据优势，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弯道超车的可能？与此同时，您觉得我们应该高度关注哪些数据之外的关键词？
袁志刚：中国科技的弯道超车说起来要归功于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输送了成千上万的留学生，在美国、欧洲几乎所有最尖端的实验室，都有中国留学生的身影。这批人才的回归是民族的万幸。历史上，美国超越英国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二战对犹太人的迫害使得一大批德国教授流动到美国，而美国的大学学的正是德国的大学制度。一个民族的复兴，一定要有符合生态、符合规律的科学研究，这是邓小平当年的高瞻远瞩。确切地说，这不是弯道超车，而是艰苦的努力和精细的布局的结果。
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13亿人的市场优势和13亿人的数据优势。中国在一些领域的技术转换和创新上目前所实现的引领，主要取决于市场导向，是按客观规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结果，而弯道超车的前提是必须具备强大的基础科学。更何况弯道超车的说法本身亦是功利性的。共享平台必将在根本形态上影响未来全人类的发展，而共享平台的前提是服务业开放中数据的自由流动。
记者：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您觉得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突破点何在？
袁志刚：40年前的改革开放，“实践是自下而上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三句话完全是逻辑自洽的。而40年后的今天，无论是改革还是开放，最大的拦路虎莫过于数量可观的既得利益群体阻滞了社会阶层的流动。当商二代、星二代、官二代等二代现象普遍化，中国社会将走向僵化，这是中国未来发展乃至超越的巨大风险，需要自下而上的集体行动与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的联动加以克服。
记者：谢谢袁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