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前几次工业革命和20世纪中叶以来的计算机革命以替代体力劳动和部分脑力劳动为主要目标不同，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更为全面和深入地替代人类脑力劳动为己任，这将引发劳动力和职业结构的巨大变化。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将替代可程序化、高重复性、明确规定的常规任务；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与不可程序化，需要较高认知能力的非常规认知型任务形成互补效应，对劳动力市场提出新需求。大语言模型的出现更是极大深化了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历次工业革命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基本规律

回顾人类社会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从产品经济到服务经济的发展历程，历次工业革命不仅推动了经济结构转型，也促进了生产方式的全方位变革和人类主要劳动形态的变迁。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了人们的收入水平。当物质需求逐渐得到满足，人们在生活中更加注重精神文化层面的消费，对应行业及其提供的工作岗位数量也不断增加。与前两次工业革命以机器替代体力劳动力为主要目标不同，第三次工业革命即计算机革命已经开始对人类脑力劳动进行部分替代。

迄今为止，三类产业劳动力比重的变化有一个基本规律，它们受需求侧和供给侧内部力量的变化而变化。从需求侧看，随着经济发展，先是人们的食品消费占比下降，随后是物质产品消费占比下降，再后面是文化和情感消费占比上升。从供给侧看，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最快，然后是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升速度最慢。在上述两方面力量的牵引下，就业结构的变化呈现出如下特征：农业劳动力占比迅速下降；第二产业劳动力占比也随之下降，；第三产业劳动力占比不断上升。未来，人工智能时代的就业结构演变也将遵循类似规律。需求与供给背后的这些结构性变化，都将重塑新劳动力需求和新职业结构。

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力市场的三种效应

理论上，自动化技术对劳动力需求存在三种效应。一是负向的替代效应。当自动化技术相对于劳动力具有比较优势时，劳动力就会被自动化技术所取代。二是正向的生产率效应。自动化技术的应用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增加市场对该商品服务以及其他行业商品服务的消费需求，进一步而言，不仅会增加自动化岗位的劳动力需求，也会扩大对非自动化岗位的劳动力需求。三是正向的就业创造效应。自动化技术不仅会替代劳动力，还会创造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新任务，改变生产任务内容，将劳动力分配到更广泛的生产任务中。

人工智能技术明显有别于传统技术，不仅在繁重体力作业、重复性作业等方面强于人类，也能够模仿人类行为，在执行任务的效率、精度和可靠性方面表现优异，非制造业领域的就业产生深刻的影响。根据各职业是否可被程序化、是否需要认知能力，可以将职业类型划分为常规非认知型、非常规非认知型、常规认知型、非常规认知型四类。其中，智能化设备对可程序化、高重复性、明确规定的常规任务具有较强替代性；而与需要较高认知和社交能力的非常规认知型任务构成互补效应，总之，人工智能应用极大地提高与之相关职业的劳动力需求，而非人工智能相关职业的需求将进一步下降。

大语言模型应用对劳动力需求的两种替代

研究结果显示，被大语言模型替代可能性排前25名的职业大多属于非常规认知型职业，大模型替代率最低的职业主要是与各种制造业相关的蓝领人员。本轮大语言模型及其衍生出来的相关人工智能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人类在一个行业上积累的经验、学到的技巧、掌握的诀窍，反而可能是被大模型首先替代的东西；而那些人类与生俱来的或孩提时代就掌握的技能和常识，或许是大语言模型最难替代的。

随着大模型在市场上的渗透，高暴露率的非常规职业需求反而上升了。原因有二：其一，大语言模型产生的正向生产率效应发挥重要作用。其二，大语言模型的应用不仅提高了高暴露率职业的任务执行效率，还改变了任务内容、创造了新的工作任务，使得高暴露率职业需要更多流程，去从事更综合的工作。相应地，这些从业人员面临的工作职责更加宽泛，工作任务更多。大语言模型可以帮助人们脱离巨型企业组织，使得生产组织变得更为原子化，并重新将人类注意力转移到整体目标和架构上，而非迷失在各种技术细节中。当技术细节和分工可以被大模型接管时，人类的自主性反而可能得以提高。

劳动替代与高质量就业

第一，重视人工智能技术的就业创造效应。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新质生产力创新驱动、与产业结构调整相一致的就业人口比重，在人力资本不断提高、劳动力要素配置效率不断提升的基础上稳步增加，这样的就业就是高质量就业。新技术应用创造出的新任务和提供的新岗位是历次工业革命没有引致大规模失业的重要原因。

第二，历次工业革命没有引致大规模失业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新经济增长点出现。从高质量就业的角度来看，在人工智能大发展的背景下，当前中国劳动人口进一步从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转移的空间还很大，关键在于人口在大中小各类城市进一步集聚和市民化，社会保障到位，共同富裕稳步推进。人工智能技术是否可以为人们的消费升级需求提供技术支撑并衍生出新的工作任务、新职业、新业态，或许是寻求下一个经济增长点的关键。

第三，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变化调整人才培养方案。人工智能技术对常规职业具有替代性，而与非常规职业存在互补效应。非常规劳动力的供给取决于教育和培训体系的长期影响。一方面，政府联合企业提供技能培训解决当前市场对非常规职业劳动力的短期需求。另一方面，教育关系到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是勾连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实现高质量就业的关键环节。政府应该从教育体系改革入手，培养符合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人才，以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技术之变和国情之变。

观点来源：《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3期。

作者简介：袁志刚，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全国教学名师。任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专家、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类教指委副主任委员。兼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工作室首席专家、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后工作站副站长、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委专家、福建省政府顾问、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近期又被聘为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咨询专家。曾担任法国人文科学之家基金会的科学评估国际委员会委员、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2004-2015），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等职，并担任多本核心及权威学术期刊的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