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形势无疑为社会保障基金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图为2月3日，在河北三河市燕郊开发区，工人在一家工厂的生产车间工作。新华社 发

2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切实做好疫情防控重点医疗物资和生活必需品保供工作，确定支持疫情防控和相关行业企业的财税金融政策。会议鼓励地方采取缓缴社保费等方式促进企业稳岗。

一些地方政府在2月初已经推出了相关政策。例如，北京决定对一些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一次性给予该企业3个月应缴纳社会保险费30%或50%的补贴；上海将社保缴费基数调整从4月推迟到7月份；重庆对无力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2020年一季度应缴纳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费征收期可延长至4月底。

另一方面，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朱武祥教授、北京小微企业综合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刘军总经理、北京大学魏炜教授对995家中小企业的调研表明，受疫情影响，29.58%的企业2020年营业收入下降幅度超过50%，58.05%的企业下降20%以上。85.01%的企业维持不了3个月生存。在成本支出方面，员工工资和五险一金占62.78%，为最主要的成本支出。

由此可见，即使是部分减免或者推迟缴费，对营收大幅下降的企业而言，仍将难以承受，现有的减免政策力度还需要加强。诚然，在减税降费背景下，我国社保基金平衡面临压力，大幅减免对社保基金当前收入显然也是雪上加霜。但动态看，如果出现中小企业破产潮，就业问题势必更加严峻，就业人数下降，意味着缴费人数下降，未来的基金平衡可能受到更大威胁。

利用我国各地区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情况、参保人数、城镇就业结构等数据，我们的测算表明，为应对此次疫情的不利影响，对我国中小企业减免6个月的社保缴费具有可行性。具体理由及建言如下。

第一，现有基金账面结余尚可支付12月左右的养老金，尽管不同地区有差异。

我国社保保险基金总体上看当年收支略有结余，当然基金收入中包含了大约15%的财政补贴。对企业和职工而言，缴费负担最重的为养老保险，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一般占到社保基金总收入的65%左右。以养老保险为例，全国当年基金结余占当年基金收入5.2万亿元的约6%，而累计结余就要多得多，为5.4万亿元，账面的累计结余可以支付约12个月的养老金。

不过这样计算有三个问题。一是，这些结余主要用于未来由于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基金缺口，一些研究估计，若无实质性改革，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可能在2030至2035年间枯竭。二是，各地差异比较大，结余集中在某些省份。三是，即使有结余的省份，这些结余中也有不少是流动性不强的资产，短期内难以变现。尽管如此，在面对关乎企业生死的危急时刻动用结余，仍是有必要的。

第二，如果将中小企业的缴费减免6个月，全年基金收入将下降30%左右，相当于3.8个月的基金支出。

另一方面，对经营脆弱的中小企业减免社保缴费，对基金收入带来的影响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大。我们可以做一个保守的估计，依据城镇非私营就业人数和私营就业人数的比例和总的参保职工数，区分出民营企业参保职工数。中小企业大多为民营企业，但民营企业不完全是中小企业，而且通常民营企业的职工参保率小于平均参保率，因而这样的计算是高估了民营企业实际缴费人数。即使这样，减免6个月带来的基金收入减少，从全国看仅下降30%，各地也有所差异，但令人略感放心的是，有些基金收入下降比较多的地方也是基金结余相对较多的省份，如江苏、浙江、福建，基金收入将下降32%左右。

第三，鼓励不同省份根据自身情况出台减免政策，中央对疫情严重地区企业提供更多支持。

本次疫情最严重的湖北省是经济大省和科教大省，2019年GDP全国排名第7位，产业结构完整，在全国乃至全球产业链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例如湖北是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东风、美国通用、日本本田和尼桑，法国雷诺和德国博世均在武汉建有生产基地，武汉是华为、腾讯、小米、联想等科技企业重要的研发生产基地。

湖北的民营企业就业占比为全省城镇就业的36.5%，相对全国60%的比例而言较小，此时仅对民营企业或中小企业减免社保缴费，对恢复湖北省在供应链中的作用，力度肯定不够，需要考虑对所有企业社保缴费减免。减免6个月，算下来相当于5.8个月的基金支付，而湖北本身基金结余较少，如果能全部用上，也只能支付5个月。因此，由中央调剂全国资源进行支援在所难免。

疫情中受影响较重的浙江省GDP排名全国第4位，而且浙江省的基金结余状况相对较好，目前基金结余可以支付16个月左右。但其经济结构与湖北有很大不同，就业主要以民营企业为主，占到全省城镇就业的76.6%。对浙江民营企业减免6个月社保缴费或对全部企业减免，对浙江的压力都远不如对湖北大。

所有地区服务业和制造业在疫情中均受到严重影响，而在产业分工协作日益加深的现代化生产体系中，企业间的相互影响已经突破地域限制。同样，在社会保障供给方面也需要地方之间的合作。基金结余情况好的地区，可通过地方财政补贴企业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减免缴费的方式，由此通过中央调剂金制度将更多缴费转移给疫情重、基金结余少的地区。

第四，发挥调剂金制度和储备基金的作用。

就地区间养老保险基金相互转移而言，养老保险中央调剂金制度从2018年7月1日开始已经实施，这一制度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无疑将起到援助作用。例如，湖北省2019年就是净转入省份，从中央调剂金中获得92.4亿元的收益，这与其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有关。鉴于湖北受灾严重，实际缴费人数无疑会下降，按照调剂规则，湖北省今年肯定将受益更多。

另外，《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已在实施，中央和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企业、金融机构已纳入划转范围，统一划转比例为企业国有股权的10%。这部分基金为社保保障储备基金，用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长期影响。但在此次抗疫中动用这部分储备基金帮助企业共度难关，也是可以考虑的措施。

最后，共度时艰之后需要反省与制度完善。

当前形势无疑为社会保障基金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基金运行面临两难处境，一方面基金自身的平衡难保，另一方面需为企业大幅减负。要突破困境，唯有加强管理，对制度改革进行反思，形成良性循环。希望疫情结束，在企业活力恢复之后，能够重视过往存在的漏洞，完善征收体制，弥补疫情带来的亏损。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的社保遵缴率一直不如人意，一些有能力缴费的企业也通过少报缴费基数、漏报员工人数等方式逃费。虽然地方政府会对企业缴纳社保情况进行核查，但抽查比例小，处罚力度有限。减税降费、提升企业活力无疑是未来我国社保改革的大方向，但同时加强信息核查，加强征管，也是促进公平竞争、维护社保基金健康持续发展不可忽视的措施。

（作者感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赵发强的助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