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信息】

袁志刚.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深层矛盾和基本走势——从零和博弈到正和博弈：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新视角[J].探索与争鸣,2020,(07):50-58+158. 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1933001）的资助。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自由贸易 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治理结构 政治经济学

【选题背景和意义】

本轮全球化的特点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以最大化资本赢利为目的在全球配置生产要素,同时也使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要素得到优化配置,结果是双赢的。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具有划时代意义,为全球经济增长和本国经济增长作出贡献。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出现逆转。西方主流经济学以理性经济人为对象、资源优化配置为目的的高度抽象的研究范式,难以有效解释日趋复杂的全球化现象。因此需要研究方法创新,聚焦主权国家的全球化行为,深入分析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治理结构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矛盾。全球化导致的全球区域非均衡增长、发达国家实体经济衰落、金融泡沫化发展、各阶层收入差距扩大,是当今民粹主义、逆全球化行为泛滥的深层原因。中美关系是未来全球化进程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目前两国合作与竞争关系日趋复杂,但两国"正和博弈"空间大于"零和博弈"空间,仍然有可能在多元政治体制基础上形成共容利益,共同为全球治理结构的建设作出贡献。

【主要内容和结论】

我们认为中美两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合作共赢的基础始终还在，中美“正和博弈”的空间仍大于“零和博弈”的空间。中美关系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美苏之间几乎没有经济和贸易往来，更没有产业链的合作。中美经过近 50 年（自 1971 年起）的交往，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两国的经济联系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国产业链已经深入互嵌。美国贸然“脱钩”必定给中美两国以及全球经济带来巨大伤害，这是目前处于增长低迷的全球经济承受不起的。

次之，美国在全球化中的最大利益是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金融利益，能使这个利益获得完美实现，离不开中国方面的行动配合，因为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买主。

再次之，美国在中国未来金融和服务业开放中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是美国金融企业期待已久的大好机会。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接近美国，但是中国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 1/6，两国经济互补性大于替代性。

一方面，在两国经济的某些领域，确实已经从“正和博弈”转向“零和博弈”，比如在互联网和数字经济领域，由于产业的特殊性，中国的人口消费规模成为新的比较优势，而且这可能是一个赢者通吃的产业，因为这个产业一旦做大做强，其边际成本等于零，垄断地位难以被撼动。也因此，美国一再在华为企业的发展上，采取各种遏制手段，甚至到了非理性的地步。

另一方面，即使在“零和博弈”领域，我们也可以尽可能地将“零和博弈”的环境向“正和博弈”的方向转化。比如在科技创新领域，表面看中美两国竞争性大于合作性，但是仔细思考可以发现，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其实是符合中国长期利益的。因此，我们应该肯定中美贸易第一阶段的谈判成果。这个成果表明，中美两个政治体制不同的国家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对话，求同存异，各自捍卫本国利益，可以找到共容利益。关于中国包括金融在内的服务业对外开放，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等内容，是我们将来需要重点推进的改革任务。

由此可见，人类应该共建主权国家差异基础上的现实主义全球政治经济治理框架，即不同政治体制的主权国家，可以在坚持本国核心利益的基础上推进全球化，建立全球治理体系。从这个角度讲，2019 年达成的中美贸易第一阶段谈判，具有里程碑式意义，意味着中美两国在承认各自政治体制不同的基础上，仍然可以进一步推进两国经济的继续往来。基辛格是最先探索中美交往的先驱者之一，同时也是现实主义国际治理框架的理论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他当时认为，中美关系可能再也回不到过去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管理矛盾，掌控大局，避免最坏的结果。我们前面也提到，在全球国与国之间收入差距和各国国内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各国政府在收入转移方面又缺乏建树的情况下，民粹主义、全民公投等看似十分民主的行为，实际上既违反其本国人民的核心利益，也违反全球人民的核心利益。主权国家只有在“正和博弈”活动空间之下，并努力将某些“零和博弈”环境转向“正和博弈”环境，承认全球共容利益，才能共建推进全球化的全球治理体系，为全球经济的共同繁荣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