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以来消费表现一直不振。货币存量增速继续回落。M2/GDP较高的问题更多源自融资体制特征和货币深化过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仍处于较高水平。从行业结构上看，房地产投资是主要拉动力量，制造业投资增长也较快，基建投资则整体呈回落态势。分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增速明显高于东部。房地产业投资仍表现出很大韧性，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仍然十分活跃，房价涨幅也高于一线城市。保障房成为新开工住宅建设的主要拉动力。保障房建设计划的落实将有效拉动下游产业的需求。同时保障房建设也会起到拉动固定资产投资的作用。但是庞大的保障房建设计划也存在隐忧，其资金来源存疑假，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也仍未得到解决。
出口增速继续提高，出口反弹主要受到G-3以外国家需求的推动。资源品进口价格上升和进、出口量的变化共同导致了贸易顺差的下降。贸易盈余占GDP的比例比危机前大大降低，出口在经济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人民币汇率今年以来一直处于缓慢升值趋势中，政府试图通过放宽波动幅度，借助市场力量来求得汇率均衡。应当采取一次性小幅升值来缓解未来确定性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并由此缓解升值预期，避免热钱输入压力，减少货币政策的困境和执行成本。
当前中国经济的两大问题，一个是通胀问题，另一个是转型与增长问题。
就通胀而言，目前中国经济的通胀还保持在高位，食品和非食品项CPI都迭创新高。此轮通胀来源和作用机制具有多元化特征，从其形成作用机制看，这次通胀表现为结构性通胀、输入性通胀、制度性通胀、货币性通胀以及通胀预期综合作用。这种通胀作用机制的多元化特征是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当前国外经济环境相联系的，是中国经济结构矛盾显现的结果，因而具有阶段特殊性，其治理不可能通过简单的货币政策来完成。这轮通胀的根本治理还是需要从经济结构调整和市场体制改革出发，大力推动包括劳动力要素市场、土地要素市场等要素市场化改革，理顺各产品和要素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减少市场交易和流通成本，平稳推进经济结构转型，避免供求结构不平衡加剧过度，管理和弱化通胀预期，从而实现经济供需平衡，缓解通胀压力。
中国经济转型的困难在于原有经济增长动力即地方政府主导型的投资模式还未能彻底解决。中国经济过去的快速发展，主要的推动力来自于地方政府主导下通过银行信贷系统放大的投资，这类投资缺乏效率导向和成本约束机制，具有高消耗特征，因而不可持续，也是当前通胀问题的重要根源。另外，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过程以及地方政府的预算外增收的寻租行为都极大地影响了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扭曲了资源配置过程。中国投资空间仍然很大，投资仍然是经济转型的重要动力，和中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但是必须转变地方政府主导型的投资模型而以市场导向投资为根本。
因此，未来中国改革的方向是，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税关系，实现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功能的转变，消除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地区经济竞争模式对经济运行过程的影响，进行收入分配的改革，消除行业垄断对经济效率的不利影响，改革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深化城市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