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确定自2019年1月1日起，社保由税务局统一征收，随着国地税的合并完毕，耗时已久的社保终于落定，但如此大动作的改革必然会对实体经济，对企业，对工作者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为此，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袁志刚工作室于2018年9月26日上午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就社保征收体制改革的影响主题合作举办了第11期全球化与就业保障研究沙龙。本次沙龙主讲嘉宾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公共经济学系系主任和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封进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郑春荣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马光荣副教授、成都数联铭品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陈沁博士，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及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袁志刚工作室首席专家袁志刚教授进行点评，本次沙龙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樊潇彦老师主持。
一、征收改革影响的测算与路径预测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马光荣副教授讨论的问题是征收改革影响与路径预测。马教授指出我国社保征收存在一个悖论：社保的法定缴费率高，但政府实际收上来的保费非常低。具体而言，我国的养老保险的缴费率高于大部分的国家，其中用人单位缴费率为28%，而国际平均值为21%；但另一方面，我国社保缴费额占GDP的比重却非常低，只有6.5%，而OECD的平均值是9%。造成这个悖论的原因在于我国社保征管监管非常松，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实际参保率与理想参保率之间差距较大，据估计，仍有约30%的城镇居民尚未参保；二、实际缴费率与法定缴费率之间存在巨大缺口，据测算，2015年的养老保险的实际缴费率为17.4%，而法定缴费率为28%，缺口约为1/3，2016年和2017年的实际缴费率也在17%-18%。当然，并不能说10.6%的差距完全就是缺口，养老保险缴费3倍上限的规定和许多省份法定缴费率低于28%的情况都是导致这一缺口的原因之一。
另外据估算，社保征收如果严格执行，总体而言，企业用工成本会上升7.5%，约占利润总额的8.2%，但不同的企业、不同的群体所受影响会有明显的差异。原先社保缴纳越不规范的企业受到的影响越大，尤其是中小的民营企业；从产业结构来讲，劳动密集型行业影响最大，因为劳动密集型企业用的劳动力通常都是教育水平相对较低，而他们的社保的缴纳不规范。其中对于服务业而言，受到冲击的比较大的就是快递行业；而制造行业中，纺织、服装、轻工制造业都是首当其冲。从地区层面来说，地区实际缴费率越低，受政策严格执行的冲击越大。
如果政策严格实施到位，而缴费率仍保持不变，短期企业的用工成本必然会上升，迫使企业转嫁税赋，长期会使得企业外延到东南亚地区，使得国内工人工资下降，失业率上升，挤出实体经济。所以，要想改革征管 ，又想保持乃至发展实体经济，社保费率必然要降低。马教授保守估计，社保费率可下调1/6，即从28%的费率降到23%的费率，但这个测算没有考虑别的因素，比如法定费率下调以后，根据拉弗曲线，总收入可能反而会上升，企业与居民参保的积极性上升一点，可下调的空间可能会更大。
当然，社保监管改革是有许多有利的影响。首先，我们认为理想的税制是低费率、宽费基、严征管的模式。而社保是最基本的托底式政策，于维持长久的社会稳定、经济稳定而言，是必不可少的。采用这样强有利的征管体制能将那30%未参保的人吸纳进来，是非常好的。其次，如果企业间、地区间的费率不同，会使得资源过度 低费率地区，造成过度投资，阻碍有效资源的合理配置，而如果全国统一费率，公平参保，将会促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马教授认为本次改革最本源的出发点实际上是为全国统筹铺路，今年的社保体制改革，先定的基调便是加快实现全国统筹。另外一个层面，我们如果若干年实现了真正的全国统筹，那个时候更迫切需要社保部门交由税务部门征管，因为实现真正全国统筹之后，意味着至少养老金的发放将会完全由中央负责，那么相对的，社保费的征收也应该交由中央。这次社保征管体制的改革，实际上是国地税征管机构改革当中的一句话，所以国地税机构改革的基本的思想就是国地税合并，同时垂直中央管理，意味着社保征管体制改革是社保费的征收收归中央，是为全国统筹的铺路。
当然改革还有非常多的难点，首先是次序选择，是先宣布降低费率再去严格征管，还是先严格征管还是再宣布降低费率？如果是先严格征管，将会导致许多企业无法维系，即使之后再降低费率，也于事无补，由此将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先应该宣布将降低费率，再接下来再严格征管。但是从政府的操作角度来看，又无法准确测算出社保法定费率的降低空间，所以只能是逐步试探，同时由松到紧逐步把控征管的严格程度。其次是对于不同的企业应当采取怎样的措施，比如对于国有企业，法定费率从28%降低至24%，对他们而言是有非常大的获利空间的，但对民企而言，缴费率的降低对他们而言仍然会造成实际税赋的上升。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创造正确的激励。现在很多企业不愿意给员工缴纳社保，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未来稳定的预期。因此社保制度需要进行一定改革以提高人们的参保积极性。
二、社保征管机构改革中的几个相关问题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郑春荣教授给大家报告6个问题。
1.缴费基数的确定机制不合理。很多学者关注在原来缴费基数是假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很多人没有谈到：许多人的缴费额是依据缴费基数的，而社保缴费基数的上下限是由各地人社部门以统计部门发布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职工平均工资来确定的。随着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占城镇就业人员的比重不断上升，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已不能准确反映城镇就业人员整体工资水平，导致低收入人群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基数偏高。而且社平工资的统计口径不同使得工资虚高，在运作过程中也形成了扭曲。
2.工资收入概念的界定。在《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有对工资薪金的明确界定，但是在社会保险缴纳基数中对工资薪金的定义却非常含糊。如果职工工资薪酬的定义不明确、包含的范围有缺漏、规定形式不完善，对税务部门来说则将造成税收征管难度大、成本高，违反税收效率原则；而对个人来说，在增加税收遵从成本的同时，也将造成个别纳税人利用税制漏洞合法避税，违反税收公平原则。
3. 强征管对扩大覆盖面的效果有限。当前扩大参保覆盖面的目标人群主要是新经济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个体工商户和农民工等群体，但由于这部分人就业不稳定、人员分散、流动性强，税务部门的征管优势能力难以发挥。
4.征管能力的区域差异。强征管基于“各个地方的征管能力一样”的假设，并认为在强征管实施后，各个地方的征收力度一致。但其实，在征管能力上，是存在区域差异的。
5. 双层制下的套利行为如何完善征管？养老保险分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而雇用形式分正式雇佣、劳务派遣（人事外包）和直接提供劳务三种。这三种雇佣关系和双层制的养老保险就会形成套利关系。企业会大量雇佣临时工或采取劳务外包的模式以减少本单位所需要缴纳社保的人头数。而通过全国城镇企业职工缴费人数的增长率我们可以发现，强征管额背后还存在一个没有改变的危局：缴费人数的增长率逐渐下降，已面临临界点，可能马上将是负增长。最近几年社保费缴费额的增长并不是因为缴费人数的增长，而是工资增长所带来的。那么，如果只依靠强征管，而缴费人数却不上涨，这对中国社保体制并不会产生可持续性的贡献。
6.是否要将社保费和个税合并？社保分单基数和双基数，所谓单基数是指雇员的缴费基数之和就是企业的缴费基数，双基数指的是雇主的缴费基数就是其职工薪酬。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基金经理的年薪是300万，那么缴费基数就是300万，没有封顶线，这就已经成了实质性的个人所得税。另一反面，社保的缴费是在现代国家建立以后新产生出来的，所以社保的预算长期以来是单列的预算，自收自支，自求平衡，但现在这样的观念已经与现实相去甚远了，比如日本用消费税来补充养老保险，德国用增值税来补充养老保险，奥巴马在下调工薪税的时候财政拨款来填补。所以，在现在的社会，社保职能和财政职能的界限已经不再是泾渭分明了。还有一点，经济增长一定会带来收入差距拉大。很多人的收入会高于社平工资300%以上，这样会出现税收逃逸的现象。日本有个厚生年金，它的保险费百年不征税，财政补贴固定以达到100年后的收支平衡，从这里来看，中国一定要把社保费的费率和缴费基数定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并有一个适当的财政安排。
三、社会保险缴费率下降的空间有多少？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公共经济学系系主任和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封进教授探讨的问题是社保缴费率的下降空间。今年7月20日《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明确要在2019年1月1日实现全国统一社保征收体制，各项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但是目前民营企业社保缴费不合规现象较为普遍，征管力度如果加强，民营企业运营成本会上升，将会引发对民营企业生存能力的担忧。因此，很多学者提出在做实缴费基础的同时，降低社保缴费率成为下一步改革需要考虑的问题。
早在2000年起，部分省份的社会保险费改由地方税务部门征收。到2016年我国企业社保大约2/3的省份由地方税务部门征收，有1/3由社保经办机构征收。研究发现社保征收机构从社保部门变更为地方税务部门会使会使非国有企业缴费率和参保概率分别上升5%和7%，而且这一效应在税收征收能力越强的地区作用越明显。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封进教授认为：第一，当前实际缴费率和政策缴费率有较大差异，做实缴费基数的同时，适当降低费率对社保基金收入影响并不大；第二，因为各地区养老负担不同，缴费率应能体现地区差异；第三，社保缴费率过高，影响到企业行为，缴费成本上升，影响到征缴收入；第四，社保基金融资渠道还可拓宽。
关于缴费率下降的可能性，如果保持现有基金总收入不变，那么全国平均来看，缴费率可下降6个百分点，这一水平甚至可以冲抵政府补贴和利息收入，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企业和个人缴费率合计为28%的省份，平均而言缴费率可下降5个百分点。不仅如此，鉴于目前全国养老保险基金总量上仍有结余，上述估算得到的仍是保守的估计。而不同地区面临的基金平衡压力不同，可通过中央调剂金制度在地区间再分配。
地区的差异除了体现在经济上，还体现在养老的压力上，我们通过职工人数与退休人数的比值来衡量各地区养老保险基金的压力。全国平均而言是2.75名在职人员赡养1名退休人员，广东、福建、北京、贵州、河南和山东这些省的数值都是高于全国水平的，意味着这些地区的养老体系相对好一点。另外，在养老保险体系中人口结构较为年轻的省份，其实际缴费率和政策缴费率相差也较大，表明在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好的省份，降费的空间更大。
十九大的报告提出养老保险要尽快实现全国统筹。缴费率体现地区差异的同时，如何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今年7月1日起实施的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为协调地区差异和逐步实现全国统筹提供了可能。
关于政策缴费率，在制定的时候要考虑到征收的成本。研究表明政策缴费率越低的地区，企业合规参保程度越高，随着政策缴费率提高，缴费收入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这背后有激励在，当然对企业而言，最合适的缴费率显然不是零，企业也需要吸引人才，也需要让员工有创新能力有归属感，但当政策缴费率较高时，企业会采取各种方式规避缴费，有些企业还可能通过改变雇佣关系的性质规避缴费。我们可以采取让员工变成个体户，尤其是在服务行业，个体户与企业之间不是雇佣关系，而是合作关系，这样个体户就不需要交很高的养老保险，而进入城居保，辅以个人储蓄养老。而税务部门虽然可以去查，但是所花费的人力、时间将会非常巨大。而且，在严征管下，企业也可能直接采取裁员的方式来降低雇佣人数，如此对实体经济产生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
还有一个社保基金的来源是国有企业。划转国有资本补充社会保障基金已经提了很多年。可以进一步考虑在每年上缴的国企红利中拿出一部分进入中央调剂金，增加全国统筹方案下的养老金来源。2016年时，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为23157.8亿元，其中只有2167.49%（约占净收益的9.4%）以国有资本收益形式上缴至中央和地方政府，这一比例与其他国家相比是非常低的。在美国，国有企业需要上缴50%至60%的红利。丹麦、挪威、芬兰和瑞典的国有企业需支付上缴33%至67%的红利。在香港上市的中国企业所上缴的红利平均占到23%。国务院也规定，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截至2017年末，中国的国有企业净资产总额为52万亿元。如果按照10%的利润率和10%的红利比例，那么相当于2017年养老保险基金收入4.28万亿元的12%，为降低缴费提供了很大空间。
四、企业就业的当前状况
成都数联铭品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陈沁博士就企业就业的当前状况通过大数据做了介绍。陈沁博士展示了一些关于企业招聘总体情况的图表。每个企业的每个岗位平均工资，一般来说，春节之前这个值都会有所上升随后又会回落，然后再上升。而现在已经是在今年春节之后的连续第5个月出现工资下滑了，这是非常少见的。另外，新岗位占比，即每个月新增的招牌数据中有多少岗位是新的，这个数据在城市层面可以较好地预测出这个城市的经济活力。而这个数据三年以来不断下降，在2016年时，每个月的岗位有将近一半是新的岗位，而现在这个比例只有30%-40%。另外，从招聘数据里去找与宏观经济走势较为吻合的特定岗位数据。结果发现普工和操作工的招聘数量走势与工业增加值定基指数的走势非常吻合。而最新测算出的普工和操作工招聘数量是去年11月顶峰值的2/3左右，同样是在今年来的一个下滑。同样，可以发现建筑工和操作工比例和固定资产投资额的相关性比较大。从就业数据看，中国在近半年里面，很多企业陷入了困境，此时企业会选择不进行招聘或者压缩招聘工资。
在结构性研究中，将2013年企业按照其人数规模分为20个档次，去看在每个月的招聘数据中，20个分位点的企业招聘人数占当月招聘总人数的比例。可以发现，规模最高的5%的规模以上企业，它的招聘占比是在不断提高的，从2015年的15%逐步提高到2018年的25%，大企业的集中化是非常明晰的现象。原本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非常活跃，但现在大企业不断挤压小企业，规模最小的50%的企业占比在不断下降，其中企业规模中等的企业被压缩的比例最多。另外，关于不同企业分规模招聘工资的变化可以看到，最大规模的企业其工资上升幅度比最小规模企业工资上升的幅度低很多。本来大企业工资高，小企业工资低，而现在大企业工资上升的慢，小企业工资上升的快，而工资低的小企业不招人，招人的都市工资高的小企业。然后，定义出口交货值与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为出口依赖度，在2016年时，出口占比对于当年就业增长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当年出口越多的企业就业增长越快，2017年该影响系数接近于0，不显著，而在2018年该影响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当年出口越多的企业就业增长率越低。
在对上市企业的研究中，研究发现资产负债率越高的企业，其就业增长的速度是更慢的，速动比率越高的企业其未来就业的增长越快。在资金情况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企业的偿债能力是企业未来增长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