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资本化对解决当前内需不足的作用和启示
中国经济在经过金融危机的洗礼后，内部的非均衡现象再次凸现出来，内需不足这一老大难问题再次成为困扰中国宏观经济可持续运行的最大障碍。其实，这种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过剩状态早在1998年就已经出现了，当时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刺激措施，包括发行大量国债券、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鼓励出口等来刺激国内总需求。其中最重要的一类渠道，就是用出口把国内过剩的产能转移出去，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在结汇制下又迅速地转化为国内的流动性，注入到国内经济中去。实事求是地讲，出口导向型的战略对解决我国发展初期的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刺激国内的总需求起到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这一发展战略本身具有内在的不可持续性，尤其是金融危机的爆发，外部需求的不确定性和贸易摩擦的加剧，就迫使我们得尽快走出一条过度依赖出口的外向型发展战略，转向更加注重内需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那么，如果说以前靠出口来输入流动性的作法已经不可维持的前提下，还有哪些办法可以来给中国经济注入持续的流动性，进而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呢？
首先，从理论和各国实践来看，一般有以下三种来刺激内需：(1) 虚拟经济的发展，就是通过培育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来创造并增加居民手中的财富。居民在财富效应和金融工具的支撑下，去增加消费和投资。这是欧美等发达国家最为常用的刺激需求办法。(2) 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一个社会保障水平高的国家其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就可以大大下降，在收入给定的情况下就可以增加他们的消费。一些北欧国家就是典型的通过提供高福利来刺激居民的各类消费需求。(3) 凯恩斯的政策刺激。这也是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最常使用的刺激需求的办法，就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投资来拉动社会需求。事实上，走出1933年经济大萧条，包括我国接连走出1997年和2008年这二次经济危机，主要都是靠政府刺激性的政策带动社会总需求的。
那么，在危机过后，对我国来说哪一类手段才能更持久地刺激内需呢？首先，一味地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肯定是不可持续的。姑且不说会造成财政赤字的猛增和物价、资产价格的上涨，就算这些都还在可控范围内，政府的各类公共投资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压民间投资，弱化甚至恶化民营经济的经营环境。其次，在我国劳动生产率和人力资本含量还没有提高到一个比较高程度的时候，过快地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会削弱一国的产业竞争力。在目前面临巨大就业压力的时候，尤其不能过快提高社保水平，只能通过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含量来增加他们的收入。那么，最后靠虚拟经济来创造出居民的财富是不是一条可持续的内需刺激道路呢？如果是，那么通过什么样的资本化方式来让居民拥有财富呢？
这里，我们就要提出一个概念：土地资本化。简单来讲，土地资本化就是允许把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作为抵押品或担保物，来换取银行的货款。这里要区分土地资本化与土地私有化两个概念，土地私有化是指所有权或产权的概念，而资本化是一个金融操作的概念，从这个角度讲，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都可以资本化，只要你清楚地界定就可以了。土地资本化就是指土地可以进行抵押、担保等，用来换取流动性。中国并不缺少资本，土地就是一个国家最大的资本。一个土地不能资本化的国家就是一个最缺乏资本的国家。中国最大的资本就是土地目前是隐性资本的，要实现从隐性资本的到显性资本的转变。
在我国，土地资本化并不是一个新现象，最早的城市土地批租制就是土地资本化的最初阶段，1998年城市房地产改革则是开启土地资本化的另外一个阶段。城市土地批租制使各地方政府掌握了大量的土地出让金和用土地抵押的银行贷款，这成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最重要的一类资金来源。不可想象，当初要是不实行批租制，如今全国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会有如此大的成就。同样，1998年的房改，通过低廉的价格把各类福利房卖给城市居民，这一下子就增加了城市居民的财富，改变了以前大家只有收入没有财富的概念。这次房改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通过将住房的抵押、担保等形式，迅速刺激了城市居民的投资和消费需求。
那么，我们这里要谈的土地资本化方式，就要区别于上述这两类资本化方式。而是指比前二次的资本化广度和深度都要大好多倍的农村土地资本化，确切说来，应该是耕地和宅基地的使用权进行资本化，允许农民拿耕地和宅基地的使用权去银行抵押和担保。这次的土地资本化不是指以地方政府主导下的批租、抵押等资本化形式。国有土地是直接的资本化，集体土地通过征收再拍卖就是间接的资本化，但都是带有严重的行政色彩。我们要主张的是：市场主导下的土地资本化。接下来，我们就具体谈一下新型条件下的这类土地资本化方式会对我国的内需造成怎么样的影响和作用？
第一，可以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农村注入大量的流动性，成为拉动农村消费和投资的润滑剂。众所周知，我国拥有一块最大的内需市场就是广大的农村，但多年来各类存款资金反而是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这种资金反向“搬家”的现象很令人深思。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农村市场没有属于自己的金融服务，多年来国有金融组织在农村里是一败涂地，不能给农民提供各类金融支持，理由是农民缺乏有价值的抵押品。如果通过土地资本化，农民就可以享受到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支持，不管他是选择在农村里改进生产工具，做小本生意，还是选择进城务工，这笔资本化后的资金都可以增加他的各类投资和消费，并且最终提高他们的就业空间或劳动生产率。我们可以估计“土地资本化”能创造多少资本，目前我国的耕地是19亿亩多一点，一亩地按10万元算，那就是190万亿。日本的土地资本总量相当大，虽然其土地规模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但它的土地资本总量是中国的十倍。因为日本土地制度合理，同时土地税高。为什么日本经济发展得这么快呢？很多人不理解，除了其自身政策、日本人勤劳等因素外，其土地制度及与之相配套的金融政策很关键。
第二，改变以往城市化的“体内循环”，拉动城市需求的不断上升。过去30多年来，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村里转移出来，在城市中去参与全球化的分工。但在户籍和土地的制度性约束下，他们始终不能成为城市居民，大大限制了城市需求尤其是服务业需求。在我国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产能过剩年代，由于没有激发起农民的巨大需求潜力，城市化就陷入了一个“自我循环”的内旋式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跟来自发达国家的资本相结合，这就是过去30多年农民“被动”参与全球化分工的过程。如果允许农村的耕地和宅基地的使用权可以资本化，农民就相当于拥有了一笔财富，他可以用出租、转让、抵押使用权或者合资合股收益等方式，拥有一笔进入城市的初始资本。如果户籍方面再加以进一步的放宽，更多的农村人口就可以带着这份初始资本变成城市人，这对拉动城市需求，尤其是服务业的兴起等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最终大大提高国内的消费需求。
第三，通过发行土地债券，建立土地银行等方式来促进我国的金融市场改革，这是土地资本化的高级阶段，也从更深一个层次触及到了我国长久以来的结构性问题。我国的内外结构非均衡现象，就是内部的储蓄与投资失衡、外部的出口与进口失衡，其实跟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很有关系。金融市场的不发达，不能给居民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和资产，消费需求肯定跟不上，过多的储蓄不能被国内投资完全吸收，只能通过出口的方式来弥补国内投资的不足。如果将来可以通过发行土地债券，甚至成立土地银行，这就可以大大激活农民的各类隐性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另外在财富效应的作用下反过来会减少储蓄，达到储蓄与投资的基本平衡。
最后，总结一下：从短期看，农民土地资本在产能过剩的经济中可以提高农民的财富和抵押能力和金融融资能力，提高国内总需求，从长期看，进城可以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扩大就业空间，增加第三产业的比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内容。因此，土地资本化过程所产生的土地溢价和农民财富增长都可以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