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 200433， 联合国大学WIDER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
　　本文首次采用大型微观家庭面板数据对我国城乡居民的耐用品消费进行深入研究，主要结论包括：（1）改革进程方面，90年代中后期国企转制和员工下岗等就业体制方面的重大变革，使居民“收入风险”显著上升、进而明显抑制了城乡家庭的耐用品消费。（2)城乡对比方面，农村家庭面临更高的收入风险、其消费决策对风险因素也更为敏感，因此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中，建立健全农业保险和农村就业保障体系，对于提高农民消费和福利水平意义重大。（3）本文的研究结果完全支持（S,s）理论模型，同时在收入风险度量、风险的工具变量（IV）和代理变量（proxy）选取方面，文章中的一些分析方法也可以应用于汽车、住房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和政策评价。
 
JEL分类：E21

关键词： 耐用品消费收入风险　实证研究

一、 小　　引

　　消费是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按研究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非耐用品”和“耐用品”消费，按数据性质的不同则可以分为“宏观”加总的统计数据和“微观”家庭的调查数据两大类。本文首次利用大型的“微观家庭数据”对我国城乡居民的“耐用品消费”进行深入研究，我们重点关注90年代中后期集中推行的各项重大改革，对城乡居民“收入风险”、进而对家庭耐用品消费的影响。

　　之所以把研究的重心放在“耐用品消费”上，并选取了“收入风险”的视角，是基于对以下几个现实问题的观察和思考：

　　90年代中后期我国改革进程明显加快，在就业体制方面推行了国有企业关停并转、“减员增效”，促进城乡劳动力流动、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等一系列的重大改革；与此同时医疗、教育、住房体制也发生了深刻变革。显然，就业体制改革可能导致居民收入风险上升，而医疗、教育、住房体制的变化可能使家庭支出风险增加。此前有很多学者指出，1997－2000年间的“通货紧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家庭收入和支出风险上升，导致“预防性储蓄”上升，进而造成消费不振、增长乏力。这种解释很有道理，也有很多实证方面的支持 ，但图1中还是有两个现象令人不解：（1）在消除了物价变动因素后，实际居民消费增长率在1997－2000年间是持续上升的、与实际GDP增长率反向变动，这说明增长乏力不能简单地用消费不振来解释；（2）从图1的中间部分可以看到，城镇居民实际总量消费和耐用品消费的增长率在1997－2000年间都显著高于农村居民，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包括国有企业下岗在内的各项改革主要在城市推行，那么按道理“政策冲击”应该对城市居民消费的影响更大，而不是相反。——这两个现象提醒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各项改革措施对人们消费行为的影响，尤其应该把“收入”和“支出”两类风险区分开来，把“城市”和“农村”区分开来，这样才能深入细致地分析各项改革的具体影响和福利效应，为今后的改革提供支持和借鉴。　......

全文下载：收入风险对居民耐用品消费的影响：一项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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