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由于缺乏一般均衡经济学的理论指导和适当的机制设计，中国出现了教育投入区域间差距和贫困地区教育投入不足，以及地区内部居民受教育机会不均等和群分(sorting)等现象。对于这些现象与基础教育财政的分权体制之间的关系，人们存在着许多误解。本文将说明，基础教育财政的分权体制不失为提高地方政府提高教育供给质量和效率的有效机制，但是，应设计适当的补充机制，适度引入中央政府干预，缓解教育机会不均等和群分现象对于低收入家庭人力资本积累的负面影响，促进基础教育的机会均等，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可持续增长提供人力资本基础。

关键词：教育财政  一般均衡  效率  公平

作者：丁维莉，1973年生，经济学博士，加拿大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政策研究学院助教授；陆铭，1973年生，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200433)。

一、引　　言

　　在有关中国的教育产业化和基础教育财政的讨论中，由于缺乏一般均衡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产生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论断。人们注意到，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行了基础教育财政改革以来，出现了地区间和城乡间的基础教育投入的严重不均等现象， 同时，城市内部基础教育资源的分配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伴随着教育的市场化改革，城市内部出现了与收入、社会地位等分化相对应的聚居和择校行为。 基础教育的不均等和群分(sorting)现象 已经影响到低收入地区和家庭对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获取，如果不加以重视，就可能影响数量众多的低收入家庭的人力资本积累，使得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劳动力优质低价的比较优势难以持续地发挥，同时也可能加快社会上教育、收入、社会地位等一系列分化的恶性循环。

　　不能否认，中国基础教育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消极趋势的确在不同程度上与基础教育的财政体制安排有关。人们曾简单地认为，基础教育的财政分权体制能够激励地方政府投入教育，因而是有效率的。人们还错误地认为公平和效率是相互冲突的目标，并将这种冲突视为经济学的观点。有时，人们甚至还将“不公平”作为追求效率的代价，并且天真地认为，从长期来看，只要效率目标实现了，公平目标会自然而然地“水涨船高”。事实上，公平和效率的冲突，以及在长期里公平能够随着效率的实现而实现，这些从来就不是经济学的一般原理，而只是在特定的制度和政策背景下可能出现的结果。然而，正是这些似是而非的认识引导着中国政府对教育财政体制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关注不足，未能采取适当的政策来缓解与基础教育财政分权体制有关的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与此相对照的另一种认识上的极端是，人们将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完全归咎于基础教育的财政分权体制和教育的市场化改革。针对现实中与此有关的认识和政策的误区，本文将通过一个用文字表述的有关基础教育财政的一般均衡模型来阐述基础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以及基础教育的财政分权体制的作用。 本文将说明，基础教育财政的分权体制不失为提高地方政府提高教育供给质量和效率的有效机制，但是，应设计适当的补充机制，适度引入中央政府干预，缓解教育机会不均等和群分现象对于低收入家庭人力资本积累的负面影响，促进基础教育的机会均等，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可持续增长提供人力资本基础。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基础教育的机会均等是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生产率提高的关键投入，基础教育的公平与效率是不矛盾的。然后，我们将从这个一般均衡理论出发来讨论中国对于基础教育财政的若干认识上的误区和政策上的误操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基础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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