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本文中的策略性劳动分工模型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有时不选择分工，并且遭受社会产出损失。由于在高技能部门里存在“干中学”效应，低技能者如果不对自己进行专业化，可以获得在未来分享劳动分工收益过程中更高的谈判地位，甚至可能逆转自己的比较优势。然而，这个个人理性的选择却可能导致社会的产出损失。这个模型的一个意外而合理的含义是，在策略性的劳动分工决策中，交易成本的减少下降并不必然导致分工的深化，这一结论与既有的理论形成了对比。通过转移支付而实现的社会产出的更平等的分配可能引导低技能者进行专业化，从而实现经济增长。这个模型有助于理解在国际贸易、国内区域间分工和家庭内分工中广泛被观察到的低效率现象。
 
关键词：策略性劳动分工  收益递增  干中学  平等  增长

Abstract：The strategic labor division model in this paper explains why people sometimes choose not to specialize and suffer from social production loss. With the learning-by-doing effects in high-tech sector, the unskilled, if not specializing himself, can gain higher bargaining position in sharing the future benefits of labor division, and even reverse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However, this individually rational decision might result in social loss in production. One striking implication of the model is that the reduction in transaction costs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specialization in strategic labor division, in contrast to the existing theories of labor division. More equal distribution of social products via transfer might induce the unskilled to specialize, thus results in growth. This model sheds light on why inefficiency is widely observed in international trade, domestic interregional specialization, and intrahousehold labor division.
 
JEL Classification：O12, O41

一、引　　言

　　本文将用一个简单的两个行为人、两部门的两期模型重新思考分工问题。尽管按照当前的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在生产和增长方面都是最优的，但是低技能者可能会策略性地不对自己进行专业化分工，通过在缺乏比较优势的部门中干中学，获得人力资本积累。在这个模型中，干中学的速度、两部门的技术水平差距、交易成本都是决定低技能者是否专业化的关键因素。获得人力资本积累和在未来分享劳动分工收益时获得更多的份额都有利于低技能者自身，但这种不分工的策略性行为却造成了社会总产出和增长的损失。此外，低技能者甚至有一定的可能性会赶超高技能者，在将来获得“动态比较优势”。然而，我们会看到，即使低技能者能够逆转当前的比较优势，社会从整体而言仍然蒙受了损失。由于通过策略性的不分工能够提高未来谈判地位和更多的分工收益，相比之下，获得动态比较优势也许只是低技能者不按照当前比较优势分工的次要原因。

　　本研究在文献上与两个理论有紧密的联系。其一是劳动分工理论。1990年代前，劳动分工理论主要是围绕斯密定理而发展的，讨论的主要是劳动分工和市场范围的关系(Young, 1928; Stigler, 1951)。1990年代早期，Yang 和 Borland (1991)认为，劳动分工的程度取决于深化分工带来的收益(将来更高的生产力)与交易成本之间的权衡。在他们的理论中，交易效率的改进解释了劳动分工的产生和深化。Becker 和 Murphy (1992)发现斯密定理只在市场规模比较小的经济中成立，而在现代经济中，是“协调成本”(coordination costs)阻碍了分工。在现有的劳动分工理论中，给定交易成本或协调成本，最大化了行为人的效用的劳动分工结果总是有效率的，这样的话，现有的劳动分工理论就不能很好地解释劳动分工中的低效率，例如国际贸易和地区间分工中的保护主义，以及家庭内部分工中的效率损失。我们的模型从国际贸易和家庭内部分工的现有文献中借鉴了许多，在本文的第五节中我们还将比较本文与其他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比较。但是，作为一个一般理论，我们的模型是用策略性框架解释分工低效率的一个较早的尝试。在这个模型中，劳动分工、贸易模式和经济增长是同时内生地决定的。

　　我们的模型也与近十年来研究不平等与增长的关系的理论有关。在文献中，不平等主要通过四个渠道导致低增长：(1)信贷市场不完善。在存在信贷市场不完善和情况下，收入不平等将导致穷人难以进行有着相当高回报率的人力资本投资(例如，Galor and Zeira, 1993)。Fishman 和 Simhon (2002)提出一个模型，认为信贷市场不完善会减少穷人对有利于劳动分工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阻碍经济增长。(2)政治经济学。在民主社会的投票机制之下，较大的不平等会导致更多的再分配，以及更多的管制、更高的税率，从而降低增长(见Alesina and Rodrik, 1994; Persson and Tabellini, 1994; Benabou; 1996)。 (3)社会和政治动荡。不平等可能导致各种破坏性活动，危害财产安全，降低投资和增长(例如Benhabib and Rustichini, 1996)。(4)不平等和生育。De La Croix 等(2004)的模型说明，生育决策和教育决策是相互影响的。穷人倾向于多生孩子，少投资于教育。收入分布的“保均展形” 提高了穷人的权重，意味着更多的家庭倾向于生孩子并且教育投资较少，结果是不平等的增加降低了平均教育水平，从而降低了增长。 我们的模型把劳动分工的策略性行为和增长联系了起来。与Fishman与 Simhon (2002)相比较，我们采取的是两阶段的战略分工而非不完美信贷市场的假设，我们认为，由于劳动分工收益分配的不均等，如果高技能部门的干中学效应较强，低技能者可能会选择不分工，来获取人力资本积累和在未来分享劳动分工收益时获得更多的份额。因此，一个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也许会促使人们彼此协作地专门化生产。从本质而言，我们的模型是一个两阶段策略性框架中的李加图分工模型，这个模型通过干中学和行为人的选择内生化了技术进步。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带有收益递增的策略性分工基本模型，第三部分通过引入交易成本，风险偏好和时间偏好拓展了模型，第四部分说明了通过社会转移支付实现的更平等的社会产品分配是怎样来影响劳动分工和行为人的福利的，第五部分将我们的理论应用于解释已观察到的劳动分工中的低效率现象，这一部分我们比较了本文的工作与相关文献的关系，最后一部分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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