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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就业研究政策沙龙第13期简讯
发布时间:2020-05-11 浏览次数:

2020年5月9日,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袁志刚工作室、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后工作站联合主办的全球化与就业研究政策沙龙第13期在腾讯会议线上举行。本次沙龙分别由来自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范剑勇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樊潇彦老师和华东师范大学经管学部助理教授葛劲峰老师作精彩报告,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袁志刚教授、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周师迅处长进行深入点评。其他的与会嘉宾分别来自上海市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发改委、上海市委党校、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等。

范剑勇教授的演讲主题是“地方债务对制造业的挤出效应:基于官员晋升激励与土地财政的视角”。他的报告主题旨在研究土地财政的方式是否会损伤制造业,这种城市化方式又是否是一种“饮鸩止渴”?范老师以企业负债率和企业的贷款成本作为制造业投资的因变量,而土地财政则需要采用工具变量的方式进行间接度量,而不能以土地出让金来进行代理。中国的制造业大都分布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由于分税制的改革使得这些地方制造业贡献的税收在2018年时约有42%通过中央转移支付到中西部地区,那么长三角、珠三角的政府只能依靠土地财政来维持地方的公共财政支出和城镇化的建设。长期以往,由于金融的分割,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势必对制造业产生挤出效应,同时也会加剧居民家庭的收入分化。

首先,范老师通过两张折线图直观地向各位老师同学展示:在2009年以后,国有企业负债率虽然有所下降,但远没有民营企业下降得多,这里面隐含着对民营企业的挤出;此外,在企业贷款利率方面,可以看到民营企业的贷款利率上升比国有企业快得多。

这篇文章的重点在于度量土地财政对制造业的影响,范老师通过实地调研民营企业,结合数据发现企业债务和土地出让之间是明显地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沿海地区融资平台向银行借款可能是通过土地抵押的方式。而城市土地的出让分有价转让和无价划拨,其中无价划拨的土地主要是用以建设学校、医院等福利设施,取决于整体的经济发展程度,进而取决于整体制造业的发展程度。当其他地区的劳动力流入时,对于教育、医疗等的需求就会增加,划拨土地也会越多,因此范老师想到以土地划拨的面积来替代之前的土地出让收入。

通过回归分析,范老师验证了民营企业负债率的显著降低和利息率的显著提升。在稳健性检验中,范老师通过采用了企业总负债和总支出的绝对值验证了挤出效应的稳健;通过分企业规模进行了异质性检验。在宏观意义分析部分,范老师尤其发现了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体现了对制造业“饮鸩止渴”的效果。

樊潇彦老师认为中国之所以被全世界公认为成功,很大部分是因为地方政府举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了民企的产业链,因此直观感觉是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所以范老师可以对时间维度和企业行业进行区分,如果在数据上有限制,可以先看下东部和中西部是否有差异,可能东部已经进入挤出阶段,而中西部还在挤入阶段。葛劲峰老师对于效率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比如地方政府借了钱是否会对僵尸企业救助更多、对国企进行更多的补贴、去投一些很明显的无效基础设施等等,以此来衡量效率问题。周师迅处长认为现在有很多的方法让地方政府以市场化配置的方式,但需要考虑到长期和短期的经济发展问题,短期而言,基建肯定能拉动经济,但传统的基建模式对于我们未来的经济转型,特别是结构性问题就比较难以处理,可能会以短期的发展换取了长期的经济结构发展。因此现在中央加大宏观政策对冲力度也不一定是利用信贷投放或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进行低效的投资,更多的是以市场化的方式来配置资源,提升宏观政策之效。

袁志刚教授首先对于范老师的文章给予了全面的肯定,建议范老师可以基于更大的视角进行分析,产能过剩的本质其实是非均衡。在产能过剩的前提下考虑基建投资与制造业的关系。如果放到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制造业的投资是一直在下降的,将中美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美国在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是房地产泡沫,但一直没到基础设施地方。所有印发的美元都流入了资产价格,流入了房市、股市等。而中国的地方政府是非常强的力量,在2008年制造业其实已经严重产能过程的情况下启动基础设施投资。中国如果没有这样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本已严重产能过剩的企业也会消亡,基建的投资只是拔高了利率,提高了企业的成本。当然还有一个内生性问题是人口结构。归结起来,需要区分出口相关民营企业和与基础设施、房地产链条有关的民营企业进行深入研究,会非常有意思。

接下来,由樊潇彦老师报告“全球治理的思想体系:对国际关系文献的梳理与借鉴”。很多问题,尤其是中美贸易的摩擦很可能在新冠疫情之后会进一步转化为政治摩擦,因此需要引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此进行分析,去看国际的协调、政策的协调。樊老师的报告主要分为了三个部分,首先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概念和思想派别梳理,其次是国际政治经济的思想演化,最后一部分是现在全球治理的挑战和可能的思想借鉴。

国际关系的定义来自最新出版的《牛津国际关系手册》,其与经济学有几个层面的差异,首先经济学是强调理论与实证的同等重要性,甚至对于学者而言理论可能更为重要;但在国际关系中,学者对于实证更为看重,他们提出的观点会直接影响一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的变化。国际关系包括三个组成部分,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学者的分析假设是什么?以及学者的逻辑论证。

接下来樊老师介绍了四种国际主流研究国际政策和关系的派别。第一个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流派比较冷酷,只是以国家实力来决定国际舞台(军事)的影响力,代表的学者有汉斯·摩根索、肯尼思·华尔兹以及鼎鼎大名的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基辛格是一个较为温和的现实主义学者。二战之后出现了新现实主义,但与现实主义是一脉相承的。第二个派别是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硬实力不同,更强调软实力,文化输出影响意识形态,因此相对于现实主义而言更为理想化,实践起来并不是特别有效,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基欧汉和小约瑟夫·奈。第三个派别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今天的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所主导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理念,代表人物马克思、列宁等。初代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念生态比较恶劣,到了80年代以后,西方开始主导新自由主义的时候,世界体系理论等被提出,世界生产体系是如何运行的,如何受政治影响等,这些学者的研究更为中性,尽管区分了中心和外围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但是不太强调剥削与被剥削等传统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念的内容,更为强调世界是一个体系,发展中国家想要取得较好的发展需要利用好这一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际政治发展后,我们现在去研究很多问题时非常好的一个出发点。第四个派别主要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出发形成的建构主义,非常强调社会和文化的重要性,代表性学者为亚历山大·温特,近期我国学者也有相应的介绍与研究,比如秦亚青和袁正清等学者。接着,樊老师通过一张示意图将国际政治经济思想的演化过程清晰地展示在了各位老师同学眼前。

关于面临的挑战,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首先是经济层面,经济全球化后利润的“蛋糕”怎么分配,如果受损了如何补偿,这一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那么全球化会面临矛盾的集聚,最终逃不过一拍两散的结果。其次是在金融全球化中的利益分配,利率的高低,货币的升值贬值,风险的管控。最后是要素全球化的利益分配,要素包括资金,以及更重要的脑力成本,如何对全球化的脑力成本进行支付?第二个是政治层面,以前的政治都是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但并没有考虑人类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排序。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都是有主权边界的,但是疫情的到来伴随着全球人员的流动,如何为了全球利益、全球治理对非本国居民进行隔离、检测?以及全球治理机构的合法性何在?能力如何保障?最后一个是非常复杂、说不清道不明的文化层面。

通过阅读国际关系的相关文献,樊老师认为任何的问题都需要兼顾国际实力,比如军事实力,技术实力等硬实力,其次经济因素也非常重要,市场的规模如何?经济增长是否稳定可持续?最后是社会文化,本国的社会文化是否能让尽量多的朋友认可?中国的跨文化、跨宗教价值观又是什么?第二点,马克思是辩证的、唯物的,他提到的世界经济体系、生产体系是一个系统性的分析方法,而不是一条路走到底的、片面的分析方法,所以在分析时需要有系统性、多层次的观点。第三,跨学科方法的融合借鉴可能是对于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的一个有效探索路径。

葛劲峰老师认为国际政治研究的目的就是解决如何让世界上众多的国家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问题。国际政治和其他研究的差异在于,国家之上没有一个更高的政治体来让这些国家执行一些命令,这就是国际政治的核心——如何让无政府主义的世界变得有秩序。葛老师将之概括为三类,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强调军事,在无政府主义的世界,为什么一个国家不对另一个国家进行军事攻击?因为军事实力的存在。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规则,所有的自由主义都在讲如何让世界变得更好,我们需要遵从一连串的规则,华盛顿共识就是一连串的规则,WTO亦是如此,所以自由主义的出发点就是规则,这些规则的来源就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讲的核心就是阶级。

国际政治的理论核心是解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因为国际政治的发展一般都伴随着西方内部非常残酷的战争,所以国际政治的发展很重视安全问题。但是现在的国际政治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安全的问题,比如现在的中美,所以以往的理论难以有效解决现在中美之间核心的冲突问题。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思考现在的中美博弈时都有些道理,但都又有一种缺乏道理的感觉。自由主义强调规则,但中国的崛起非常重要的点是中国并非不承认世界需要一些规则,而是规则的制定中国需要发表意见。所以现在世界的问题都是跳脱了以往国际政治回答老问题时形成的理论。

袁志刚教授表示非常认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全球市场运行体系、以跨国公司为活动主体的全球产业体系与主权国家政府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着重考察国家行为受政治精英界定的国家利益并在这个国家利益追求中所展现的行为特征。这些行为实现目标与否,还需要结合考虑其他重要政治经济行为人(国际机构、区域经济管理者及跨国公司、居民等)的行为。这里,意识形态、价值、行为准则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周师迅处长也比较关注后疫情时代的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疫情到来之前就已经有一定的研究,我们走什么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有我们的研究应该围绕这一终极目标。到底是以人民为中心还是以资本为中心。当然,我们走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路径。但疫情爆发之后,为什么如此发达的美国其行为却如此让人费解,背后的原因可能是美国以资本为中心的。美国有个华尔街美国,还有一个华盛顿美国。华尔街美国众所周知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疫情之后,更为关心经济如何恢复,而不考虑如何遏制疫情。总统的连任一方面必然要看经济,也就取决于华尔街美国,但又受到华盛顿美国约束,也是一个比较矛盾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全球治理缺失的问题,原来一些规则是在美国领导下的,美国作为发达国家让了利的。但现在中国是否能担任这个角色呢?还是不够的,所以我们现在强调的国际治理体系是多极的,而不是以美国为霸权的单极,而疫情的发生更促进了这一趋势。

最后由葛劲峰老师报告“全球新冠疫情与全球经济走势”。葛老师首先对欧美新冠疫情与金融货币政策进行探讨,而后对欧美未来经济形式进行判断,最后讲政治经济走势和经济全球化的变化。

欧美的疫情跟中国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疫情引发了欧美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这是判断疫情之后欧美经济的重要根据。美国的金融体系有三个非常大的问题,第一是美国的企业债务,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企业债务上升非常快,因为企业债务的融资利率很低,企业融资之后去用以发股利、回购股票,以达到提升股价的效果。所以美国企业债务的麻烦点在于债务的上升并不是进行了高质量的投资,而新冠疫情到来后,债务利率会上升,企业没法继续积累债务后,股价就会下跌。美国的波音公司就是一个典型,过去十年波音公司用了400亿美元回购股票,现在股价一路下跌,一方面是因为疫情使得飞机销售大幅下降,另一方面波音公司的杠杆很高。此外,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商业银行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但资产管理行业的杠杆非常高, 而且持有美国企业的大量债。美国企业的债务大量不是由银行发的,而是由资产管理行业发行的,所以当资产管理行业出现问题时,美国企业的债务也发行不了了。第三,当资产价格下跌时,全球金融体系缺乏美元负债。

如果我们了解美国、欧洲金融体系的短板,我们会发现美国、欧洲的央行是非常专业的,所有的政策都是针对短板实施的,美联储的第一措施购买企业债务,主要购买投资级债务,使得债务的价格不要下跌太快,并且在短期融资市场提供担保,阻止美国企业债务的价格崩盘;另外,向美国资产管理行业提供资金,这一点在政治上是非常难的,但美联储实际上就是这样操作的,通过放松银行和货币基金的限制,甚至通过给货币基金提供一定的担保,让货币基金借钱给资产管理行业,或者通过repo将资金输给资产管理行业,稳定负债;第三,加大央行间的美元互换,甚至向全球金融机构直接提供美元流动性。这些措施都是史无前例的,欧洲在此基础上多了一个欧洲央行去购买意大利等国家的债券,降低利差。这些措施都是精准针对金融体系的短板的。这些措施效果之好,如果我们通过资产价格,好像新冠疫情都没有发生过。美股现在远期的市盈率大致在19-20之间,高于2017-2019年平均15的市盈率。众所周知2017-2019年是美股的牛市,而现在美股的市盈率甚至还高于过去三年牛市,这就意味着只从市盈率看,现在新冠疫情下的美国股市仍是一个大牛市。但是这就引申出一个很大的问题,新冠疫情期间美国的股市是个牛市的话,那么什么时候是个熊市呢?资产价格是谁说了算呢?央行说了算么?如果央行印美元说这就是牛市,那什么又是资本主义呢?

而疫情总会过去,会不会出现大萧条呢?葛老师判断不会。因为大萧条的出现很重要的条件是银行体系崩塌了。而这次美国的银行体系是非常稳健的,央行的反应是非常迅速的。但大反弹也不会,美国历史上最快的V型反弹是在82年的时候,那是因为沃克尔的首要目标是降低通胀。但这次的疫情与82年是不具可比性的。葛老师判断更可能出现的是大停滞,欧美经济全面的日本化:低利率,低增长,低通胀。第二,量化宽松常态化,也即超低利率常态化,而且这样的超低利率会向中国进行传导;第三,美国的实体经济会去杠杆。所以,简单而言,后疫情时代会有“三缺”,全球需求不足;缺乏安全资产,金融体系会缺乏优质资产;缺乏创新,广义数字科技领域发展与国家间政治博弈加剧。

新冠疫情对全球化的损害已经发生,重要的是疫情过后怎么走?全球化的好处在于效率,全球化是由资本逐利来推动的,所有反全球化的逻辑来自政治、公平。现在很多在讲全球产业链要去中国化,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几个条件:首先政府要加强管制,用强力的政府政策来逆转全球化,比如高关税。但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反全球化是反效率的,是反跨国公司的,会造成经济的大量下滑,造成跨国公司的资产价格下跌。而经济的下滑如何获得选民的长期支持。第二,全球产业化对中国封闭,那么需要一个全球的联盟,那么美国如何弥补欧洲的损失?现在全球各国的行为不像以往的一边倒态势,在这次中美博弈之间,国家的政策变得更为“对冲化”:在一些议题支持中国,而另外的议题支持美国的态势。第三,要把中国踢出这个圈子需要一个很好的时机,冲突需要强劲的经济,而在疫情之后,欧美的经济会满目疮痍,他们不会有一个好的时机来脱离中国。

所以实现去中国化会很难,但是全球化会走得更好么?也不见得,因为商品贸易已经发展到了极致,而服务贸易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服务贸易和政治博弈很有关系,而且,反全球化、反资本、反精英的民意基础仍然存在。而中国的全球化可以看到服务贸易与投资开放的加快。此外,在欧美普遍日本化的基础之下,亚洲一体化的加速与亚洲在全球的崛起日益重要。

周师迅处长认为疫情之后美股的熔断更多是恐慌性的。美元看上去是很强,美股之前涨势很好,而疫情到来疯狂大跌其实还是因为资金没有去实体经济,而是在虚拟经济里空转。换而言之,美元的走势已经完全脱离了政策、经济的基本面,是一种反向而行的态势。美元未来还能强多久?美元经济埋下的风险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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