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11日，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袁志刚工作室和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学系列讲座128期在腾讯会议线上举行。本次讲座由来自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本科生吴荃，硕士生伍曼玮和博士生郑志伟作报告，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袁志刚教授、范剑勇教授等多位老师进行深入点评。

吴荃同学报告的论文《贸易开放、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分配》从实证角度考察贸易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文章以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与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为基础，从宏观角度检验劳动力市场灵活程度在二者关系中发挥的作用，并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探究贸易与收入差距关系的时间变化与空间差异，从而衡量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与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在现实中的解释力度。文章的主要结论是：收入分配差距与贸易开放程度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劳动力流动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随着时间变化，贸易与劳动力流动对收入差距的影响都有减小的趋势，劳动力市场灵活程度对贸易与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影响也有减小的趋势。发达国家呈现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相一致的结果，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结果与理论相悖。

高虹老师认为进口和出口影响一国收入分配的渠道可能不同，文章可以尝试将进口和出口分开来讨论。袁志刚教授则认为本文主要讨论了要素流动引起的收入分配，而事实上收入分配差距的形成还存在很多机制，比如产业链的分工模式，南北国家在产品价格上的垄断与竞争，这些基础性的分析都是后续研究的可行方向。

伍曼玮同学报告的文章是陈凯迹和查涛合作的文章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China's Financial Policies。作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分为了三个主要阶段:1978-1997年的国有企业主导阶段，1998-2015年的投资驱动经济阶段，以及2016年以来的新常态经济阶段。作者认为政府一系列的金融政策（信贷政策、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塑造了这三个经济体。为了分析这些金融政策在这三个阶段的宏观经济效应，作者通过提供程式化的事实来进行说明。这些程式化的事实在不同的阶段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同时作者认为中国金融政策的影响是通过不同于发达经济体的传导渠道发挥作用的，从一个经济时期另一个经济时期的变迁主要是由金融政策的变迁所驱动的。具体地，在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阶段，国有企业获得了信贷的优先分配，同时实现了轻工业与重工业平衡的发展，但后期轻工企业面临了产能过剩和过度杠杆化的问题，因此开始了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改革，银行业改革的重点是处理产能过剩的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在投资驱动的经济阶段，中国的重工业企业获得了更多的优惠信贷，而与上一个时期明显不同的是重工业中的民营企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同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大规模刺激导致了房地产库存过剩，重工业产能过剩，实体和金融部门杠杆过高，这阶段改革的重点在于减少房地产的库存，对产能过剩的企业（如钢铁、水泥等）去杠杆化，以及对金融部门去杠杆化。而在新常态的经济阶段，金融改革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金融去杠杆降低了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信贷，从而减少了影子银行贷款，而民营企业的违约率上升增加了中国宏观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地方政府对这些低效率企业的隐性担保，使企业债务的去杠杆变得更加困难，同时随着投资增长放缓，近年来中国的GDP增长也有所放缓。

樊潇彦老师认为本文类似于一个导言性质的文章，中国的金融政策尚存许多问题有待研究。袁志刚教授同意这种观点，文章的不足主要在于过度强调金融对实体的影响。然而事实上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增长是实体经济驱动的，金融是在实体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随后范剑勇教授与袁志刚教授讨论了当前比较有争议的现代货币理论（MMT）与财政货币化，一个共识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只有真正惠及最需要支持的高效企业才能起到作用，否则只能导致资产价格上涨。

郑志伟同学报告的文章是Marlene Amstad和何治国的文章Chinese Bond Market and Interbank Market。文章全面介绍了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过程以及几个重要议题和趋势。中国的债券市场发展经历了实物柜台市场发展阶段，交易所市场时代和银行间市场发展三个阶段。由于历史原因，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在交易场所，监管单位，托管机构，投资人组成，交易品种等都有很大的区别。中国债券品种的分为政府债，金融债和企业债，它们各自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总体来看，中国债券市场的利率决定和传导机制运行良好，但是相比发达的债券市场，当前中国的政府债券缺乏流动性，反映出了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不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央行的货币政策有效性。除此之外，游离在监管之外的影子银行体系对债券市场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的参与不可忽视，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中国的债券评级和债券违约受到隐性担保、法律法规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扭曲。在中国债券市场不断国际化的大趋势下，中国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强债券市场的市场化、透明化和法制化。

袁志刚教授认为中国债券评级机构当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激励不足，但是美国的三大评级机构也存在这一的问题，这使得企业的信用风险和评级机构的道德风险相结合向整个金融体系传导。金融体系的主要任务是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而金融业的发展就是做好资产配置和风险定价，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