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9日，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袁志刚工作室和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学系列讲座131期在腾讯会议线上举行。本次讲座由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的陈琳副教授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硕士生阮梦婷同学作报告，由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葛劲峰老师主持，与会师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阮梦婷同学报告的文章是An Essay on Fiscal Federalism。这是一篇有关财政联邦制的经典文献综述。作者总结和回答了1999年前这个领域下的一些基本问题，并对相关研究进行了展望。

文章的前半部分介绍了财政联邦制下的基本问题。首先，作者回答了公共物品应该由谁提供的问题。传统理论认为中央政府应该对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扶贫（也就是收入再分配）方面负有基本责任，而一些具有区域特性的物品和服务，或者是区域偏好差异大的物品，应当由地方政府承担。但是我们现实情况中的分类并不是像理论分析的那么绝对：一方面公共物品的性质比较难以界定，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特殊例子使得分类比较模糊。接着，作者回答了最优分权程度的问题。传统分权理论的一个假设，是说公共物品应当由最低一级的政府提供。作者对该理论提出了三点评论：第一，分权是有效的，主要是因为现实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政治压力等原因。第二，分权是否能够增加社会福利，主要取决于地方公共物品需求的差异性和需求价格弹性。第三，Tiebout模型是用来解释分权理论的经典模型，即使在人口流动不那么强的时候，分权可能仍然可以提高社会福利，这扩展了分权理论的适用范围。最后，是有关分权工具的问题。财政收入的分权体现在税收的初次分配（地方、中央和共享税收）和二次分配（转移支付）上。初次分配的基本理论认为属地税大多应该是由地方政府征收的，而属民税，就是流动性比较大的税种征收情况就比较复杂。作者认为分权政府应当避免对流动的个体征收非收益税；分权政府应当对流动个体征收收益税。而在转移支付方面，作者介绍了转移支付的三种功能：内在化地区间公共物品提供的外溢效应、财政均等化和改善了整体税收系统。

文章的后半部分介绍了财政联邦制的拓展研究。包括了边界问题、实验联邦主义、地方政府竞争、联邦制的政治和经济权衡和分权与经济发展的问题。在这里主要介绍了地方政府竞争和保护市场的联邦制在中国的拓展研究，最后从国际和历史的视角介绍了分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袁志刚教授认为从宏观角度上来看，如何加快中国要素流动和更好地促进区域一体化需要从财政出发，寻找新的制度创新；同时，有关财政制度如何能够更好的促进公共产品的均等化也需要进一步的思考。樊潇彦老师认为可以从产业结构的角度进一步思考中国分权的可能影响。

陈琳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中国企业的技能溢价。文章从引言、理论模型、价值链嵌入位置的测量与若干特征事实、计量模型、数据说明、实证检验结果与稳健性、异质性、作用机制分析、研究结论几个方面进行介绍。

全球化趋势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出现了技能溢价扩大的现象，中国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也承担起了与自己比较优势相匹配的生产任务和环节。同时，近年来我国收入差距逐步增大，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工资差异逐渐拉大。那么，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与我国收入差距与技能溢价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理论模型部分，文章在Costinot et al. (2013)宏观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微观模型，同时结合中国的特征事实共同说明了高技术工人会在增加值比较高的下游环节投入更多的时间。相关的实证部分，陈琳老师利用工企数据、海关进出口企业数据等建立了行业内部技术人员与非技术人员工资差与所属行业处于产业链地位的关系模型。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行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越下游，行业内部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薪资水平差距更大。在基准回归基础上，使用了四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及运用了一阶差分法以及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机制分析表明，下游的生产环节有更高的技术门槛，需要雇佣更多的技术工人。下游行业的高技术门槛，一方面使得技术工人需求更高，下游行业的技术工人供求更为不平衡，技术工人相比于非技术工人有更高的议价能力。当下游企业有更高的利润时，下游的技术工人相比于非技术工人获得更高的收入。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效应人力资本较多的地区，以及在东部地区更明显。关注全球价值链嵌入和升级过程中可能引发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重视并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培育更多的高技能工人。技术工人的“供需平衡”能缩小劳动者间收入差距。

袁志刚教授认为这篇文章在探讨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的问题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葛劲峰老师认为这篇文章的机制分析和异质性方面的结论很有趣，可以结合理论模型将企业和行业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使之与宏观经济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结论更加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