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23日上午，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袁志刚工作室和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学系列讲座133期在上海市发展研究中心举行。本次讲座由来自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的张传勇老师和来自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硕士生谢安婷同学报告，由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葛劲峰老师主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袁志刚教授进行深入点评。

张传勇老师报告的主题是“城市规模、教育减负与家庭教育支出结构”，主要探讨城市规模是否引起家庭基础教育支出结构不平等。以往，学者主要就不同城市规模下工资收入、人力资本回报、技能内部的不平等的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大城市更容易出现技能内部的不平等和居住隔离，导致城市内部受教育机会不平等的观点，但鲜有研究探讨城市之间的教育不平等问题。张传勇老师的研究重点关注城市规模对于家庭教育支出结构影响的不平等，并试图探究不同城市规模对教育支出结构的影响机制。

首先从社会现象出发，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家庭投入对于学生的学业成就和社会适应能力影响日益增加，此外，教育支出在中国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显著增加，家庭在基础教育支出总额和支出结构上逐步分化；根据已有相关文献，张传勇老师将影响因素主要归结为内外部因素，并根据教育支出的性质将家庭基础教育支出划分为必要性教育支出和选择性教育支出，此外，提出城市规模对家庭基础教育支出结构的影响可能存在三种机制（受周边城市影响——示范效应、城市规模扩大下就业机会的改变——就业效应以及供需差距导致的竞争效应）；从数据描述性分析来看，近年来家庭选择性教育支出上升最快，必要性教育支出基本保持不变，另外，从分城市规模角度来看，虽然家庭的选择性教育支出总额随城市规模的增加显著提升，但选择性教育支出的比例上中等城市高于大城市和小城市；因此，张传勇老师进一步就这一现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城市规模与选择性教育支出占家庭基础教育支出的比例呈倒U型特征（从预期教育投入回报看，中等规模城市有动机增加子女选择性教育支出获取更高回报）；最后，张老师以2004年6月相关“教育减负”政策作为冲击，发现在政策冲击下，家庭选择性教育支出占比进一步提升。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教育政策要关注城市间教育不平等问题并实现区域间教育公平的政策建议。

在张传勇老师研究的基础上，袁志刚教授提出几点可深入研究的问题方向，主要包括：关注基础教育量价的变化，以及延伸提出明晰高等教育究竟是公共产品还是私有产品（本应国家承担的基础教育大部分由家庭承担、大学的稀缺资源供给给进入大学的部分人群，这一现象下是否存在结构性问题）以及中国中学培养方式的国际化输出等话题。此外，袁教授认为在中等城市选择性教育占比高于大城市现象的背后，缺乏需求数据，关于城市规模与教育公平议题的立意有待进一步明晰。葛劲峰老师认为大城市与小城市划分需要商榷，目前的实证部分只能解释中等城市与大城市的逻辑关系，而小城市与中等城市的关系缺乏可支撑的解释（仅从规模角度看不足以论证）；必要性教育支出在中等城市中是否受外出求学高额住宿费的影响以及选择性教育支出在小城市中是否受家教资源匮乏的影响仍有待论证。

谢安婷同学报告的主题是“中央财政转移的地方财政支出效应”。文章从研究背景、“粘蝇纸效应”相关证据、其他学者对于“粘蝇纸效应”的相关解释以及作者关于该效应的解释几个方面进行介绍。

许多学者发现，政府拨款对财政支出的刺激作用远远超过地方税收增加对财政支出的刺激作用，他们把这种现象命名为“粘蝇纸效应”。针对观察到的“粘蝇纸效应”，许多学者都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本文作者将前人的解释归结为两类：模型设定误差和个人混淆。然而，基于模型误差的解释仅适用于某些特定案例，并不具有普遍性；基于个人混淆的解释虽比前者更加靠谱，但仍不完整。于是，作者选择用行为现象来解释“粘蝇纸效应”，他考虑了两种行为倾向——损失厌恶和缺乏可替代性，把“粘蝇纸效应”从公共部门推广到了私人部门，并得出结论：当需要预测统治者、组织和个人的行为时，必须区分他们获得资源的方式。

袁志刚教授将该文章探讨的问题引申至经济学中理性行为与非理性行为的相关议题，相对于追求效用函数最大化的理性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为本身具备非理性特征的行为找到对应的机制；类似的例子有，基金经理利用投资者的资金采取投资策略以及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这类问题将扩大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并为经济学提供更切合的解释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