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4日，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袁志刚工作室和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学系列讲座136期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514会议室举行。本次讲座由来自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硕士生谢安婷作报告，由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葛劲峰老师主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樊潇彦等多位老师进行深入点评。

谢安婷同学报告的论文是Urban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这是一篇介绍城市发展及“城市病”的综述性文章。作者回顾了人们对城市不满的原因，并对这些现象提出了合理的解释。

文章首先介绍了城市复兴的背景——技术变革。近几十年来的技术变革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全球化和机械化提高了技术和创新的回报，城市的集聚经济促进了知识积累和创造力爆发。技术含量高的地方往往取得了更大的成功，高技能群体的工资涨幅也更大。然而，虽然城市经历了飞速发展，但城市的教育资源无法满足许多人的需求。并且在人口密度更大的城市，社会向上流动性更低、阶级固化更明显。此外，城市为高技能居民提供了财富，但却没有为穷

图1：都市地区人口密度和城市人均生产总值正相关性

图2：都市地区人口密度和城市向上流动性的负相关性

针对上述现象，作者总结道，城市近年取得的成功主要得益于私人部门的高生产力，这种生产力由于城市的高人口密度而得到进一步提高。但同时，城市政府的工作效率没有跟上私营部门的脚步。无论是过去的美国城市，还是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城市扩张与公共物品之间的不匹配并不罕见。因此，未来的城市研究必须同时面对如何通过技术提升公共服务，以及如何推进改革两大问题。

葛劲峰老师认为，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十分重要。一直以来，美国政府的作用是被低估的，例如在20世纪后期，美国政府在环境治理和社会治安上进行了大量投入，这些投入极大改善了美国城市的居住环境、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在以印度为例的发展中国家，城市生存环境的恶劣实际反映了政府的“不作为”。因此，了解政府运作的机制就格外重要。

另外，葛老师还指出，文中描述的一些问题在中国城市也有存在，但其背后的原因有所不同。例如，美国对城市土地的限制力量更多是来自社区内部的活动人士，而中国关于土地供给的决策依然是政府的独家行为。因此，对美国城市病的解释不能完全外推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