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28日，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袁志刚工作室和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学系列讲座127期在腾讯会议线上举行。本次沙龙由来自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博士生张冰莹和郭学琦作研究报告，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袁志刚教授进行深入点评。其他的与会嘉宾分别来自上海市发展研究中心、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和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张冰莹博士报告的题目为《中国住房价格非均衡增长的机制探索》。近二十年来这一轮住房价格上涨的特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家庭债务规模的急剧上升，二是住房价格上涨的非均衡性。住房价格的非均衡上涨，从世界范围上看也是普遍的，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部分发达国家的中心城市。

住房价格上涨存在供需两个方面的原因。从需求的角度上看，创新驱动下的城市产业特征有别于传统制造业的发展逻辑。传统制造业以生产标准化产品为主，主要利用普通劳动力，可以分散发展。而在创新驱动的大背景下快速发展的高技术制造业以及高技能服务业，集聚了较多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劳动力。中国正在经历产业的结构性演变，一般制造业逐步向二三四线城市转移、下沉，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能服务业向一线城市以及都市圈中心城市集中，因此较为密集的高人力资本劳动力为一线城市提供了住房需求。但中心城市的住房价格上涨幅度与速度也是最大的，原因在于这些城市的土地与住房供给不足。

中国实行土地配额制，中央政府发放土地指标，对土地供给存在行政管制。农村土地不流转，没有实现集约化和规模化；同时，三四线城市土地供给、住房供给过量，存在错配问题。从现阶段看，当前的土地制度已不能适应产业发展的巨大变化，打乱了部分产业的集聚效应，限制了产业和经济发展。住房价格快速上涨，也使得高技能劳动者损失了部分福利。

从根本上说，解决土地及住房供给与住房需求错配的方式是放开土地资源和土地垄断式供给，实现一体化发展，降低中心城市的土地价格，提高供给弹性。同时，进行农业改革，释放农村的土地和劳动力，完成农村扶贫目标，发展城市的民营经济。张冰莹博士通过构建理论模型为基础计算了城市住房供给指数和供给弹性，为放开土地供给提供了标准。

通过理论模型的参数估计，张冰莹博士计算了中国70个大中城市住房供给相对指数的实际值与基于最优产出的理想值，并通过住房供给象限图直观地说明了中国城市间住房供给限制程度。住房供给相对指数，脱离了以往衡量住房供给的各类具体指标，修正了具体指标在城市间可比性不高的缺陷，以城市经济发展为统一标准，衡量了不同城市住房供给的差异。同时通过实证方法计算了70个大中城市住房供给弹性，证明了住房供给错配的现象。在创新程度较高、高技能服务业集聚的城市，住房需求密集，而住房供给弹性反而较低。

袁志刚教授指出房价的上涨有两个动因，一是高工资，而高工资的背后就是人力资本的积累，或者在城市层面而言就是科技产业的发展。而且科技产业不像传统制造业，我们可以看到在19世纪以后，传统制造业的发展并没有引起分化和房价的上涨，因为制造业基地可以进行转移，但新经济有一个特点：必须在一流城市进行不断集聚。另外，当目前没有良好的重资产投资标的时，人们又会转而投向轻资产，实际就是人力资本，而与人力资本最有关的资产就是住房。

郭学琦博士报告的题目为《中小企业融资与中小银行发展》。我国银行业还未能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症结何在？这是这篇文章所要研究的问题，而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认清中小企业融资的困难性与特殊性何在？于是，郭学琦同学首先介绍了信息经济学基础——软硬信息。简单来说，可被量化并能够便捷传递的信息为硬信息；相对的，难以量化、与语言环境关系密切且传递较为困难的信息则是软信息，该类信息对信息收集者更为依赖，他人理解软信息有赖于信息收集者的解读。

通过软硬信息可以定义关系型贷款与交易型贷款。简单来说关系型贷款就是利用软信息的贷款模式，而交易性贷款则是利用硬信息的贷款模式。这两种贷款方式的分化是因为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由于财务信息较为不透明，缺乏可作为抵押品的资产，在金融市场上也不具备大众知晓的良好声誉，使得他们难以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只能更多地依赖以银行为主要代表的间接融资。而银行又会因为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对中小企业实施信贷配给。因此为了解决融资需求，获得持续的信贷资源，中小企业往往会与所在地的银行建立长期、稳定、密切的关系。而这些银行则通过与企业的长期关系来收集软信息，从而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国外学者对于关系型贷款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在研究两种贷款模式的差别，例如成本的高低，贷款距离的远近以及因为贷款模式不同而使得与企业的交流方式不同等等。而第二阶段的学者则侧重于研究关系型贷款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主要可分为筛选监督与保险。首先，长期的银企关系使得银行获取了企业大量的软信息，可以更好地鉴别企业风险。同时银行能够更加容易、也更有意愿监督企业的经营行为，从而降低企业的道德风险，一系列实证文章也验证了这一作用。而保险作用指的是当企业陷入暂时性困难时，银行为了与客户维持长期良好的银企关系而会继续给其优良的客户提供融资支持。

通过2019年美国不同规模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数据也能发现小银行更加依赖于存款负债，中小企业贷款比重更高，收取更高的净息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和美国银行业的真实数据都说明了中小银行更适合开展中小企业的信贷业务。那么中国的情况又是如何？

台州三家民营银行和中国其他地方性银行的数据对比直观地展示了关系型贷款这一模式在中国的适用性。由此引出了问题的核心：众多地方中小银行偏离了关系型银行这一主业。通过数据可以看到其他地方行的人均资产甚至高于四大行的水平，从贷款比例、信用保证贷款比例、净息差等指标来看，其他地方行的平均值也更接近四大行的水平。由此可见，其他地方行的商业模式从整体而言，更接近于适用于大型银行的交易型银行模式而非关系型银行模式。而不论是从体现盈利能力的单位资产净利润与利润增长率，还是从不良贷款率来看，其他地方行的表现都远远落后于台州三行。

2009-2015年间片面追求资产负债的扩张使得众多中小银行逐渐偏离主业，更多地从事同业、非标类等业务，导致服务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能力下降。而理财与资管新规等去杠杆政策的实施旨在防止银行业的无序扩张，降低金融业的系统风险。在这个过程中，本应得到改善的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总体上反而更加严峻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众多中小银行偏离主业，收集中小企业软信息的信贷团队缺失，当新规等政策出台后，他们难以迅速调整业务模式，因此为了促进中小银行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需要众多中小银行进行战略转型，像台州银行一样，建立一支能够高效收集软信息的关系型贷款团队，将银行主业回归关系型贷款，发挥中小银行的结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