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12日，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后工作站、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袁志刚工作室和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学系列讲座151期在上海市发展研究中心会议室举行。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樊海潮教授报告，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周师迅处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袁志刚教授、樊潇彦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陈琳教授等多位专家学者进行深入探讨和点评。

樊海潮教授的报告主题为“中美贸易关税摩擦：过去，现在，未来”，樊海潮教授首先按照2018-2019年时间线上的关键节点系统性地回顾了中美贸易摩擦历程，总体来看，中美的关税加征与反制分为“500亿美元 vs 500亿美元”、“2000亿美元 vs 600亿美元”、“3000亿美元 vs 750亿美元”三个阶段。贸易摩擦有缓和，有反复，关税作为重要变量贯穿始终。

如果观察中国90年代至今的关税特征，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自中国加入WTO以来，关税的均值和方差就开始不断下降，其中消费品的平均关税高于中间品和资本品。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的进口结构，资本品和消费品仅占出口很少的比重，且这一比重逐年降低，而中间投入品的比例常年占70%以上，这与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也有显著的差异。反观美国，三类进口产品的关税的时间变化很小，但消费品和资本品的比重相比中国高出许多。事实上，中美关税这种结构差异对关税摩擦的最终效果产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接着樊海潮教授介绍了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理论依据。从数据中容易发现自198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人口数量逐年萎缩，与之相对的是中国占美国进口份额的稳步提升。以Autor，Dorn和Hanson三位学者的观点来看，来自中国的进口增加了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导致失业率上升，另一方面，中国廉价商品的进入还导致工资下降，致使意愿工作人数下降。此外，从制造业转移到非制造业的就业并不能弥补制造业失业率的上升。因此总失业率上升和工资下降直接削弱了美国家庭的收入和消费能力。一旦联邦政府对居民实施转移支付来弥补家庭收入的下降，就会导致税收造成的无谓损失和劳动参与率的下降造成的社会效率损失。

然而樊海潮教授认为这种理论忽视了中间产品起到的作用，因而在当前的国际产业链贸易背景下存在重大缺陷。关税作用在最终产品上会导致国内企业面临的竞争减小，促进国内就业和工资增加，这符合传统的贸易理论。但是关税作用在中间产品上时，会导致国内企业生产成本增加，企业规模缩减，因而引起失业增多和工资减少，起到的往往时相反的效果。以魏尚进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近年就撰文反驳Autor等人的观点，认为其没有考虑供应链的作用，如果把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冲击分为“直接竞争”、“上游”、“下游”三个渠道，就会发现三种效应叠加后，虽然中国贸易冲击增加了美国失业率，但这是由意愿工作人数大幅上升所致，总的就业人数显著增加，此外下游效应对工资的提升直接推动美国总工资水平的上升。

更有研究发现，关税摩擦的全部影响最终会落在美国国内消费者身上，到2018年底美国每月实际收入将减少14亿美元。进口关税使美国消费者和进口外国商品的企业每月增加30亿美元的税收成本，另外造成每月14亿美元的效率损失。

接下来，樊海潮教授从理论模型层面解释了中美贸易摩擦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并按照Eaton and Kortum (2002)和Melitz-type Model (2003)基于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下的福利水平变化的公式定量计算了美国单边贸易摩擦、当前关税清单以及贸易摩擦全面升级后三种情况下世界各国真实GDP的影响。

按照2016年的GDP来算，中国的总福利损失约为480.7亿美元，而美国的总福利损失约为254.3亿美元。

樊海潮教授指出，这种计算没有考虑到国内商品与国外商品互补性远低于国外商品与国外商品互补性的特性，实际上美国通过增加对中国的关税更多的是引起对中国的贸易顺差转移到另外一个国家，并不能解决美国的现实问题。随着2021年1月7日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中美贸易摩擦出现了新变化。樊海潮教授通过对拜登上台以来发布的行政令、总统讲话以及国家领导人电话会谈展开词频分析，发现拜登的贸易政策侧重于以工人阶级利益，并一改特朗普的作风，试图通过恢复与友国和盟国的合作共同遏制中国，但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不排除与中国合作，例如应对新冠疫情、气候危机、核扩散等问题上。

最后樊海潮教授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短期内难以结束，由于疫情的影响，贸易摩擦未进一步恶化，但也无好转迹象。随着美国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后疫情时代，美国可能会进一步加码贸易战，以支持本国的农业和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中国贸易战存在升级的可能性。而美国团结其盟友的政策，大概率会演变为以各种名义和旗号孤立中国，把中美贸易摩擦转化为美国及其盟友与中国间的贸易争端，以压制中国的发展。中国会在国际政治和贸易上双重承压。对中国来说，我们应当继续坚持“双循环”战略，在中美贸易摩擦相对平稳时期，发展好“内循环”，以从容应对未来中美贸易摩擦的各种不确定性。同时直面中美摩擦，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磋商和反遏制。通过中高层战略对话来聚焦合作，管控分歧。例如在气候变化领域、公共卫生、人文、网络安全、国际事务等方面保持沟通加强协调。重视中美产品互补性贸易，增强互信合作，积极共建中美“共生共赢”关系。以互补共赢的态度而非竞争者的姿态来打造大国关系。

袁志刚教授补充认为，美国通过拉拢盟国加入对中国的全面贸易摩擦不太现实，而更多地会在政治、高科技领域展开围堵。在当前的全球产业链格局下，欧美的统一战线并不可靠，欧洲更多地是想取代美国退出中国的份额，并且更倾向于拉拢俄罗斯最终形成美洲、东亚、欧洲三足鼎立的均势格局。

周师迅处长指出，特朗普和拜登的政策存在很大的不同，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吸引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增加目标选民的就业，采取的方式是孤立主义。但是由于当前全球贸易是基于产业链配套的，特朗普的发动的贸易摩擦很难达成目的。而拜登基于经济和民主价值观采取合纵连横的策略，通过气候、数字税、产业标准等遏制中国，中国更多的应该用时间换空间缓和冲突，发展内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