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8日，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和袁志刚工作室和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学系列讲座172期在腾讯会议线上举行。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伍曼玮同学报告，由华东师范大学陈琳教授、葛劲峰老师等进行深入点评。

伍曼玮同学报告了由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院W. Bentley MacLeod与Miguel Urquiola两位学者合作的论文"Why Does the U.S. Have the Best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centives, Resources, and Virtuous Circles"。文章主要讲述了美国高等教育以及研究型大学的追赶，并通过代理理论等模型对这一过程进行了阐释。文章共分为五个部分，分别讲述了美国高等教育最初的一系列问题，并与同时期的欧洲进行了对比；随后讲到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在南北战争之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通过包括准入环节提高竞争、专业领域更加细化，出现专业期刊与同行审稿能够更高的评价学术表现，以及tenure的出现进一步提高激励，形成良性循环。

在1875年左右，美国没有一所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如今，它占据了大多数排名靠前的公司。许多学者认为这种逆转源于二战期间发生的一些事件。但是两位作者通过对大学在诺贝尔奖得主自传的提及次数指标进行分析，其提供的证据表明，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在二战前几十年就已经超过了大多数国家。因此，对它们的主导地位的解释必须更早开始。作者所提供的解释强调了内战后开始的改革，并增强了激励机制以及系统用于研究的资源。同时作者认为其故事不是一个设计成功的故事，而是一个竞争导致美国大学开始关心研究的故事。作者进一步通过利用代理理论认为，这导致了学术专业化的增加，反过来，更精确衡量教授的研究产出。再加上一些学校集中了人才和资源的动态分类，以及终身职位的出现，这些都提高了研究表现。

美国高等教育的追赶始于19世纪后期，而当时非常重要的变化是工业革命的需求，当时工业化提高了大学对专业领域人才的兴趣，因此也提高了教授做研究的能力。专业领域的出现（包括期刊等附属品）提高了绩效衡量标准。有了这些，学校开始争取并奖励优秀的研究人员。这使得人才开始集中在少数几所学校，而终身教职制度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过程，这种制度选择了有奉献精神的个人，并为他们创造了激励机制。积极推行这些改革的学校开始经历增长，并通过实施选择性招生来应对相关挑战。这开启了一个进一步的筛选过程，使他们能够吸引最优秀的学生，同时支付高额的学费和捐款。总之，互补和自我强化的动力将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天才教授和优秀学生集中在少数几所学校。

葛劲峰老师认为这篇文章提到的私立大学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典型的制度特征，比如说其资源很大一部分来自私人企业和家族的捐赠。中国以及欧洲可以向美国学习的地方，比如美国的高等教育人才是一个很统一的大市场，欧洲的就业市场地区分割非常严重，劳动力市场严重分割，比如德国大学和法国大学不打通，学术圈子分割严重。欧洲也实行了tenure制度，影响不大，就因为分割，所以制度实现需要大环境，美国市场的竞争性和流动性非常强，欧洲只有在顶级的学校才是流动的。系统性是非常重要的，不是一项改革就能发挥作用。另外，从数据解读上看，引用（citations）是评价科学论文质量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paper-rank，要看有多少重要论文引用了，基于引用的评价论文存在的问题在于跨时比较就会产生问题，好论文需要时间累计，新论文的引用肯定比老论文少。累计引用中美比较来看，中国论文质量进步非常快，评价从时间上看越近越不准，会低估，需要其他方法去做，跨国论文合作在上世纪80-90年代之后跨国增长快，比例上升，到一定程度就会停滞，对东亚国家比如日本和韩国是同样的问题，而在英语国家增长速度也在变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