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11日，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和袁志刚工作室和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学系列讲座171期在腾讯会议线上举行。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范一姝同学报告，由复旦大学袁志刚教授、樊潇彦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葛劲峰副教授等进行深入点评。

范一姝同学报告的文章是哈佛大学Stefanie Stantcheva教授的论文“Inequalities in the Times of a Pandemic”。这篇文章分别从收入分配、跨部门和地区、性别以及教育的角度，分析新冠疫情对OECD国家不平等的影响。

论文首先考虑疫情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并认为自疫情开始以来，欧洲各国收入不平等的演变趋势是相似的。如果考虑到政府在疫情期间通过现有的再分配机制及采取特殊措施来提供资助，税后收入不平等现象有所减少。然而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疫情会加剧收入不平等，更严重地伤害到处于收入分配底端的人。较多研究考察了有无政策措施下各国的基尼系数变化，均证实了以上观点。但疫情期间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的统计数字可能具有误导性，因为这一减少完全依赖于对疫情的短期政策反应，但是疫情的直接影响是倒退性的。从长期来看，疫情也会加剧财富的不平等。这是因为低收入家庭面临失业问题比较严重，使得财富下降；而高收入家庭较少地面对失业冲击，但消费受到限制，增加了储蓄，财富上升，这两点原因共同导致财富分配更加地不平等。

疫情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机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首先是远程工作。疫情期间收入较低的员工远程工作的机会比较少，且生产效率提升有限，从而加剧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不平等。同时，远程工作也会加剧区域的不平等，因为远程工作的可行性因区域而异，贫困地区远程工作的比例较低，拉大了收入差距。第二方面是失业。从短期来看，各收入分配阶层受到的失业冲击各不相同，低收入工人更容易受到冲击。从长期来看，失业对人力资本是不利的，因为长期失业降低了重新融入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且疫情加快了自动化和数字化进程，增加了低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和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造成了错配，加剧了不平等。第三点是消费和储蓄，疫情的爆发导致储蓄上升、消费下降，且额外的储蓄主要来自高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削减了较小比例的开支，并更快地恢复到新冠疫情之前的开支水平，这是因为低收入家庭有更多的必要支出。第四点是数字鸿沟，由于数字素养以及基础设施在收入分配中分布不均，应对疫情的能力有很大差别，设备不足的家庭线上活动的可能性受到了更多限制。同时由于更大的收入和失业冲击，低收入家庭也更难购买这些服务和设备。

接下来文章分析了不同部门和地区的不平等情况。不同部门的不平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不同：i) 在封锁期间是否保持营业；ii) 是否用线上代替面对面的活动；iii) 在疫情期间是否提供关键服务（如医疗保健和IT行业）。从地区的不平等来看，较贫穷的地区实施社交距离规定的可能性较低，死亡率较高；各地区远程工作的机会在各国内部也有所不同，这也可能重塑城市和郊区。

从性别的不平等来看，主要从远程工作时间及失业问题、无偿家务劳动的增加及精神健康的影响三方面来看。与男性相比，女性被解雇、休假或工作时间减少的可能性是更高的。本次疫情对女性就业影响尤其大，主要由于女性在受封锁影响最严重的职业中就业比例更高；且有更大比例的女性在疫情之前签订的是兼职或替代性工作合同，很难受到保护；同时学校停课导致儿童照管服务需求增加，导致女性辞职或大幅减少工作时间。在女性群体中，工作的母亲受到的影响最大。疫情还加深了在家中无偿劳动的性别差距，研究表明，尽管与 COVID-19 之前相比，父亲花在育儿上的时间增加了两倍，但母亲却承担了大部分额外的育儿工作和家务。从精神层面看，研究发现，疫情影响了女性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相对于男性，女性的幸福感下降更多。

从教育的不平等来看，在短期内，儿童在学校停课期间花在学习上的时间明显减少，尤其是社会经济背景较弱、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这对他们的教育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在技术上和资源上的限制方面，来自不同地区、学校和不同收入家庭的学生，获得在线教育技术设备的能力也不同，进一步加剧了教育不平等。疫情对教育也会产生一定的长期影响，这既源于上学时间的直接损失，也源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影响。

参与此次活动的老师对于这篇论文进行了讨论。袁志刚教授认为不平等的本质是人类的市场经济配置问题，此次疫情的冲击对不同国家、不同产业类型及不同区域划分均产生了影响，可以从多方面综合考虑，建立理论框架进行分析。樊潇彦老师认为，本文有较多的现实数据分析，可以构建更加理论化的框架来系统地评估政策福利影响。葛劲峰老师认为，疫情期间美国和欧洲的不同应对政策有不同的实施效果，疫情对劳动力市场将产生长期影响，主要从在家工作的长期化、中心城市的空洞化和教育三个方面体现，疫情既是需求冲击，也是供给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