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2日，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袁志刚工作室和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学系列讲座165期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514会议室举行。本次讲座由来自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范一姝同学报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袁志刚教授、樊潇彦副教授等多位老师进行深入点评。

范一姝同学报告的内容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Emmanuel Saez教授的论文“Public Economics and Inequality: Uncovering Our Social Nature”。文章主要从人类社会本性的角度对公共制度安排及不平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作者首先对社会分配演进历史进行了回顾。在史前狩猎采集时期，社会相当平等，私人财富很少且领导者权力有限，需要团体合作和共享，经济资源集中度相当高。而在集权国家时期，社会出现分层，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更加不平等，税收水平较低（约占10%），国家目标是强化国家力量，而非提升社会福利。20世纪社会国家兴起，在发达经济体，以税收占国民收入比例衡量的政府规模从不到10% 增加到30% -50%，并在以下四个方面发生重要变化。在教育上，通过政府资助和义务教育的结合推动，入学率实现了较大提升。在退休计划方面，最初通过大型雇主和工会之间的谈判私下制定，公共退休计划从此类私人退休计划中发展而来，通过国家提供社会保险。在医疗方面，医疗福利同样始于雇主和雇员之间的私人安排，之后覆盖到全体工人和非工人。在收入补贴方面，社会国家资助失业者、残疾人、老人等无法养活自己的人。纵观历史，作者认为现代社会国家并不是全新的模式，而更像是对史前时代合作模式的复归。

之后，作者通过回顾社会国家四大支柱，了解其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为什么在实践中很难在私人层面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是教育，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均需政府高额补贴，具有高度再分配性，个人往往难以承受其负担，因此教育很大程度上是在社会层面决定的，而不是个人层面。第二大支柱是退休福利，基于整个社会而非家庭的公共退休计划可以更有效地分担风险，从横向看具有高度再分配性，退休问题也是在社会层面解决的。第三大支柱为医疗保健，随着医疗服务成本变高，低收入家庭无法负担全部费用，但由于人类进化塑造的社会本性，照顾病人或受伤的人有助于人类的群体生存，社会层面的医疗保健也是十分重要的。最后是收入补贴，其往往面向特定人群，且关于最优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也涉及到公平与效率的权衡。同时，社会群体范围也很重要，在国家层面，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来汇集资源的规模非常大，但跨国转移的规模非常小，移民的存在也会降低公众对再分配的支持，可见人类只愿意与他们认同的社会群体共享资源。

对现代大型社会国家的一个批判在于，大量税收和转移支付会使个人的效益受损，因此会减少劳动力供给。但作者认为从更宽泛的角度看劳动力供应的社会决定因素，社会国家有意地减少了劳动力供给，同时社会规范也会影响劳动力供给。由于义务教育和劳动条例对童工的限制，最终减少并消除了童工；在老年人劳动力市场，劳动供给很大程度上与公共退休制度及对退休年龄的规定有关；在女性劳动力市场，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规范和政府政策的影响。同时，工作时间和强度也与政府关于带薪休假和工作小时的规定有关，社会国家在社会层面对劳动力供应进行了调控。

除政府之外，作者认为人类也有许多其他社会合作的方式，人类常常从群体的角度出发并采取相应行动，包括生产合作和盈余分配。在现代经济中具体体现为雇主和工人税前收入的分配问题，现实中往往通过实行严格的薪酬制度减少分配冲突。同时，相较于税后再分配（对富人征税），美国公众对税前再分配，即规定工人最低工资更加支持，仍有税前解决不平等问题的空间。

袁志刚教授认为，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社会面临着劳动强度和失业的权衡问题，中国现有模式与美国类似，而法国对于工作制度的规定更符合长期发展趋势。同时，随着社会发展，社会国家由四大支柱变为九大支柱，面临着更加复杂的问题。葛劲峰老师提到，左派和右派对劳动时间减少的理解不同，左派认为劳动力供应强度是一种社会选择，而右派则认为较高的税率是劳动时间减少的主要原因。樊潇彦老师认为，在经济学研究中，也应该站在更高的角度，从社会总体出发看待政策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