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从年均3%、4%，下降到0，或者稍微高于0，基本在0和1%之间波动。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是TFP增长率下滑。

       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各地投资率和回报率是负相关的，这个是极其反常的现象，在任何一个经济模型当中不管摩擦多大，效率多差基本看到的投资回报率和投资率是正常挂钩。有些地方比如上海、广东资本回报率非常高，这么多年来依然很高，但好多地方投资回报率接近于0甚至是负的。
       2008年之前中国TFP增长强劲，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学界过去十年里面做了大量的中国经济增长研究，除了极少数经济学家之外基本大家一致认同，民营经济是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中国有1700万企业，其中大多数是民营企业。
       从产品市场看，中国存在分割、保护等问题，私人产权保护也有欠缺的，这种情况下，却出现一个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到底是为什么？民营经济发展核心是市场一致，在这些东西没有健全情况下为何出现这么快的民营经济增长。我们发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观点，叫做地区分权的微权主义，讲起来很拗口，核心很简单，地方政府发挥巨大作用帮助民营企业，地方政府帮助经济发展。
       中国有300多个地级城市、3000多个县级单位，3000多个县委书记去帮地方经济，能帮多少？我们的研究希望能抛砖引玉，告诉大家中国确实有很多值得研究的东西，一个很重要的可能途径，怎么让国家资源在市场不完善、制度不完善情况下能引导到千千万万的民营企业家手里。
       我们利用工商总局的数据，在近期的研究中，以产业集群为对象，勾画出来一张由国企和民企构成的“经济宇宙”，“经济宇宙”的“星际云图”，分成了第一星系和第二星系。
       在第一星系中，最核心的是国有企业。有70万家，大约只占中国1700万企业中的4%，但囊括整个中国经济的一半。而第二星系是通过自然人持股关联起来的网络，大约有200万家企业。
       到2015年中国有400多个经济集团，大部分是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集群，从2000年到2015年集群的数量并没有变化太多，2000年就300多个，到现在400多个。
       我们分析了德国所有200多万家企业的股权数据，发现它们也有第一和第二星系，但相对规模都要比中国小，大约小三分之一。此外，德国经济集群的中心是大型金融机构（比如大银行），而中国经济集群的中心是大型国有企业。
       过去有一些研究分析韩国日本的经济集群。一个重要发现是韩国一些大财团利用非常复杂的股权结构来加强对关联企业的控制权。比如三星集团，核心家族实际持有的股份只有1%，却掌握有集团中各个企业的控制权。
       中国的经济集群不存在这种情况。国有企业虽然在集群中心，但股权关联并不用于增加国有企业对其他关联企业的控制权。中国经济集群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下而上的，即非国有企业主动联系国有企业，向其寻求帮助，而国有企业策略性地持股非国有企业。集群化带来一个很直接的影响，就是系统性风险的上升。
       经济集团大小主要取决于核心企业的规模有多大，这个相关性非常高。每一个经济集团在中国的行业分布都是非常分散的，但是它在地区的分布不是这样，换句话说，一个经济集团基本上在中国形成一个集团，干什么事情都可以，可以去做动物饲料也可以搞房地产，甚至可以成立金融公司。
       集团资源内部分配跟大星系里的资源分配很类似，越靠近老大拿的资源就越多，融资成本就低，靠老大远融资成本就高，和市场配置完全不一样，完美的市场配置是不管靠老大近还是远都是一样，中国在这个圈子里靠中心近就得到好处多一点，靠中心远好处少一点。换句话说经济集团的形成对于中国的资源分配起到非常大作用，但是也有很大局限性。
       改革不深入、市场依然不完善的话，经济集群只会越来越大，经济发展初期时这种集群对资源配置有积极作用，但今后继续通过企业关联配置资源，对经济增长可能不利。
        到底怎么理解中国过去的经济和最近几年的减速，学界一直在想这个事。我们看到这些年资源配置效率在降低，国有经济当中配置效率在降低，地区间的配置效率也在降低，这个是背后整个过去十年全要素增长率放缓的重要原因。
       中国和美国的资源配置效率还有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不是可以通过集群化来解决的，需要深化制度改革来解决。如果把中国经济配置效率变得和美国一样好，中国产出可以增加2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