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一年，我最近去过一些部门调研，给我的感觉是中国宏观经济增长面临动能下降的风险，2019年真的会很困难。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困难，大概有这几个点。第一个问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长期因素，也有短期因素。2004年由于劳动力结构性转变等原因，劳动成本逐年上升，随之，其他成本：如土地成本、融资成本、能源成本、税收成本以及环境治理成本都呈现较大幅度的上升，制造业在中国的比较优势不再。2008年之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第二个问题是全球治理和全球产业链正在发生变化，尤其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之后。过去四十年有两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美国在二次大战以后所构造的全球治理体系，我们是受益者。现在全球治理出了问题，包括整个国际货币体系危机四伏。随着全球治理的缺失，全球产业链正在瓦解。中美贸易摩擦某种程度上表明，制造业全球产业链要开始重新布局。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挑战，当中国服务业要替代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占比变成50%、60%的时候，就会发现大量结构性问题。
       第三个很重要的问题是2019年我们面对的经济周期问题将十分严重，稳定经济是我们的首选。我们有六稳的提法，但是我个人认为，在短期政策方面，六稳的核心问题是资产价值的稳定。首先，外汇储备要稳，三万亿的外汇储备是央行资产端的最优质资产，对稳定所有资产价值具有基础性意义。第二是要稳定股市资产的价值。第三是要稳定民营企业的实体资产价值，尤其是资产价值在100亿到200亿的那些民营企业，它们是中国经济转型、新动能形成的关键性力量。第四是要稳定房地产价值。有些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可能在过去积累了一定程度的泡沫，但从2019年的短期来看，在经济下行期，以稳定房地产价值为妥。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一定做对了很多东西，亮点在哪里？最主要的亮点是做对了激励。一个思想就是产权很重要，第二个是契约精神。在做对激励的前提下，我们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基础上发展我们的经济。从启动需求的角度看，主要是启动中国13亿人口的消费需求。中国的消费其实很简单，食品有了、轻工业产品有了、家用电器有了，再需要解决的就是住房，中国人和欧洲人、美国人比起来更喜欢住房。物质产品满足了，接下来就是服务业的大发展。

       住房需求一旦启动，土地价值就全面井喷。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分税制，把财政收入集中到中央，地方财政一度十分困难。房地产业的发展为地方政府竞争准备了条件，城市化建设一发而不可收。房价为什么大规模上涨？主要就是土地价格涨，建筑成本长期以来变化不大，房地产既作为需求产品又作为金融产品，如其他金融投资品不活跃，房地产成为主要投资品不可避免。消费需求启动的背后，就是实体经济的发展和充分就业的实现，而且劳动生产率获得了巨大的提高。
       回顾过去还是为了未来的发展，目前我们可能再一次面对经济增长减速的情况。改革开放再出发，到底怎么出发？
      上世纪90年代中叶我们经历过几次大的改革（城市居民住房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抓大放小，银行上市，加入WTO等），为2002年之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未来我觉得就几块改革特别重要。第一块是进一步启动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农民手中的三块土地（耕地、宅基地和农村集体用地）一定要进一步确权，大规模交易，大规模优化配置，大规模股份化，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还是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提高，中国的农业就可能变成了现代农业，农民的市民化程度可以大大提高。最大的风险点就是社保，所以政府在制度设计的时候，怎么样把所有土地产权所产生的收益有一部分在社保上做好，另外农民市民化，可以消化三、四线城市住房，短期稳住房地产价格。
       第二块改革就是国企改革，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包袱越来越大，这会倒逼国企改革。通过国企改革，国有资本得到更好的保值与增值，最后使国企收益为全体人民所用。
       第三块大的改革是一定要改变服务业现在的状态，这个改革比起制造业改革要困难得多。过去40年我们的制造业发展很成功，因为我们加入了全球产业链，制造业的制度和标准大都是外来的。但是，服务业是属地化的活动，因此对当地的制度要求比制造业更高，金融服务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央现在提的更高程度开放倒逼服务业改革我觉得是对的。
       最后讲讲区域空间整合，这可能又是一块可以带来新增长动能的改革。由于税收制度的激励不相容，地方政府的税收主要来源是企业的经济活动，过去二十年还依靠土地财政。土地财政结束之后，地方财权和事权严重不相称，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经济活动和企业产业链不能得到更大空间范围的有效配置，特大都市区和卫星城难以形成。这些都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因此，粤港澳地区、长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的一体化等还有无限空间可以挖掘，制度改革，包括税收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公共产品供应体系改革等，还有无限的事情可以做。区域一体化能通过制度改革重新激活中国经济增长内部动力。 
       我最后总结一句话，方向性的东西一定要明确，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个方向确定了，中国再有二三十年高增长，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