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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志刚:改革开放再出发,要进行三大改革
发布时间:2019-01-13 浏览次数:
“当前宏观经济面临的挑战”研讨会日前在上海召开,研讨会由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袁志刚工作室和第一财经研究院联合举办。各界人士对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深入研讨,本文转载第一财经选刊的一些发言嘉宾主要观点。

袁志刚:改革开放再开发,要进行三大改革(以下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袁志刚的发言要点)
        2018年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一年,我最近去过一些部门调研,给我的感觉是中国宏观经济增长面临动能下降的风险,2019年真的会很困难。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困难,大概有这几个点。第一个问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长期因素,也有短期因素。2004年由于劳动力结构性转变等原因,劳动成本逐年上升,随之,其他成本:如土地成本、融资成本、能源成本、税收成本以及环境治理成本都呈现较大幅度的上升,制造业在中国的比较优势不再。2008年之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第二个问题是全球治理和全球产业链正在发生变化,尤其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之后。过去四十年有两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美国在二次大战以后所构造的全球治理体系,我们是受益者。现在全球治理出了问题,包括整个国际货币体系危机四伏。随着全球治理的缺失,全球产业链正在瓦解。中美贸易摩擦某种程度上表明,制造业全球产业链要开始重新布局。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挑战,当中国服务业要替代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占比变成50%、60%的时候,就会发现大量结构性问题。
       第三个很重要的问题是2019年我们面对的经济周期问题将十分严重,稳定经济是我们的首选。我们有六稳的提法,但是我个人认为,在短期政策方面,六稳的核心问题是资产价值的稳定。首先,外汇储备要稳,三万亿的外汇储备是央行资产端的最优质资产,对稳定所有资产价值具有基础性意义。第二是要稳定股市资产的价值。第三是要稳定民营企业的实体资产价值,尤其是资产价值在100亿到200亿的那些民营企业,它们是中国经济转型、新动能形成的关键性力量。第四是要稳定房地产价值。有些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可能在过去积累了一定程度的泡沫,但从2019年的短期来看,在经济下行期,以稳定房地产价值为妥。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一定做对了很多东西,亮点在哪里?最主要的亮点是做对了激励。一个思想就是产权很重要,第二个是契约精神。在做对激励的前提下,我们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基础上发展我们的经济。从启动需求的角度看,主要是启动中国13亿人口的消费需求。中国的消费其实很简单,食品有了、轻工业产品有了、家用电器有了,再需要解决的就是住房,中国人和欧洲人、美国人比起来更喜欢住房。物质产品满足了,接下来就是服务业的大发展。
       住房需求一旦启动,土地价值就全面井喷。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分税制,把财政收入集中到中央,地方财政一度十分困难。房地产业的发展为地方政府竞争准备了条件,城市化建设一发而不可收。房价为什么大规模上涨?主要就是土地价格涨,建筑成本长期以来变化不大,房地产既作为需求产品又作为金融产品,如其他金融投资品不活跃,房地产成为主要投资品不可避免。消费需求启动的背后,就是实体经济的发展和充分就业的实现,而且劳动生产率获得了巨大的提高。
       回顾过去还是为了未来的发展,目前我们可能再一次面对经济增长减速的情况。改革开放再出发,到底怎么出发?
      上世纪90年代中叶我们经历过几次大的改革(城市居民住房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抓大放小,银行上市,加入WTO等),为2002年之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未来我觉得就几块改革特别重要。第一块是进一步启动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农民手中的三块土地(耕地、宅基地和农村集体用地)一定要进一步确权,大规模交易,大规模优化配置,大规模股份化,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还是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提高,中国的农业就可能变成了现代农业,农民的市民化程度可以大大提高。最大的风险点就是社保,所以政府在制度设计的时候,怎么样把所有土地产权所产生的收益有一部分在社保上做好,另外农民市民化,可以消化三、四线城市住房,短期稳住房地产价格。
       第二块改革就是国企改革,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包袱越来越大,这会倒逼国企改革。通过国企改革,国有资本得到更好的保值与增值,最后使国企收益为全体人民所用。
       第三块大的改革是一定要改变服务业现在的状态,这个改革比起制造业改革要困难得多。过去40年我们的制造业发展很成功,因为我们加入了全球产业链,制造业的制度和标准大都是外来的。但是,服务业是属地化的活动,因此对当地的制度要求比制造业更高,金融服务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央现在提的更高程度开放倒逼服务业改革我觉得是对的。
       最后讲讲区域空间整合,这可能又是一块可以带来新增长动能的改革。由于税收制度的激励不相容,地方政府的税收主要来源是企业的经济活动,过去二十年还依靠土地财政。土地财政结束之后,地方财权和事权严重不相称,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经济活动和企业产业链不能得到更大空间范围的有效配置,特大都市区和卫星城难以形成。这些都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因此,粤港澳地区、长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的一体化等还有无限空间可以挖掘,制度改革,包括税收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公共产品供应体系改革等,还有无限的事情可以做。区域一体化能通过制度改革重新激活中国经济增长内部动力。 
       我最后总结一句话,方向性的东西一定要明确,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个方向确定了,中国再有二三十年高增长,没有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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