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经济正在转型，资源禀赋在变动，过去靠要素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今后主要是靠技术进步和创新推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产业政策是否也需要转型？

1.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产业政策的主要动机，是推动能带来较快GDP和财政收入增长的产业发展。在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我们其实是把外来的投资和技术与中国的廉价土地和劳动力结合起来，推动经济增长。

另外，国家的五年规划都会有关于优先发展的产业的表述。但各地的产业政策几乎是雷同的。钢铁、化工、家电、装备制造等很多都是雷同的。但我国现在转型了，需要新的产业，相应需要新的产业政策。过去产业政策的特点就是选择产业。实际上效果并不理想。比如造成一些产能过剩的产业，钢铁、炼油、光伏等。

真的要选择产业，实际上很难。这种市场的趋势很难把握，特别我们政府选择产业会造成资源的扭曲。当然完全市场经济也会有产能过剩，但政府的干预加大了这种过剩。那反过来如何去产能？主要是依靠市场还是政府？这个去产能也是一种产业政策，原来是加快什么产业的发展，反过来现在要减少什么产业的产能。但如果是我们有比较好的价格信号，有比较完善的市场机制，企业有比较硬的预算约束，实际上企业去产能是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

政府实际上不具备选择产业的信息优势。这个信息是掌握在少数企业家的手里。创新产业实际上有高度不确定性，我们很多企业都很难选择，更不用说政府官员。真正的前沿产业还是企业家做出来的。政府的优势是做基础的东西（基础教育，基础研究）。

中国想真正和欧美和日本一样，在未来十年、二十年去竞争，必须首先从基础教育抓起。第二，基础研究非常重要，第三是基础设施，包括交通通信等硬基础设施，也包括制度环境等软基础设施，特别是要有促进研发和创新，维护公平竞争，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环境。这方面我们可以比较与借鉴日本和美国的产业政策实践。美国没有直接的产业政策，重点是鼓励研发创新，鼓励对外开放和自由竞争，对基础研究和基础设施也比较重视。而且美国商务环境比较宽松，使得在美国出现一大批真正创新的前沿企业，包括微软、苹果、谷歌、脸书、甲骨文等。

日本早期的产业政策跟美国差异比较大，日本是选择产业，美国是鼓励竞争。早期两国的产业政策难分高下，但后来日本不灵了。因为随着经济发展，全球化和技术的变化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在这一背景下，政府难以预测未来，政府不掌握比较充分的信息。目前我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对于微观经济活动参与太多、管的太多、太细、太死，这种运作模式必然会有大量行政审批。

2.我国产业政策需要转型。转型的重点就是从传统的选择性产业政策，转向以促进研发创新和鼓励公平竞争为核心的新产业政策。另外还有一些领域需要政府发挥更大作用，如环境保护。环境有“外部性”，需要政府有特别的政策来消除外部性。

从促进社会发展的公平性来看，政府还需要促进就业，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商务环境还比较差。实际上，未来的创新企业是从今天的小企业中产生出来的，有好的商务环境，小企业才能冒出来; 没有好的商务环境，小企业肯定冒不出来。最后，农业也需要有特别的产业政策。

我国政府部门的分工较细，水平方向上的部委和垂直方向上不同的层级都比较多，产业政策的实施也较难协调。大量的中小企业面对的是地方政府，很容易出现不规范与寻租行为。

鉴于我国目前政府的实际运作比较复杂，有些政策目标可以尽量通过财税金融政策等制度性安排来实施，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比如为了鼓励新能源的发展，可以对煤的消费征收资源环境税，提高煤的使用成本（相对地降低新能源的使用成本），鼓励大家更多地使用新能源。

3.此外，需要重新界定产业政策。能不能有两种定义，一种比较狭义的，一种比较宽泛的。狭义的就是相当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的选择性产业政策。现在我们要鼓励创新，很难通过选择产业来实现。我们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财政金融，以及市场结构，区域政策，以及公共政策等政策组合来鼓励创新产业的发展。从广义来看，这也是一种产业政策。从面向未来的视角来思考问题，产业政策不再是一个选择产业的问题，而是如何鼓励和促进创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