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 | 复旦大学副教授
导读：世界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的深度转型调整期，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也正在从要素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深化经济发展中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认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有效发挥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是当前经济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深刻反思和评价既有产业政策的利弊，确立面向未来的产业政策取向，重新界定政府干预边界和方式，推进产业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向法制化轨道过渡。
2016年8月23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袁志刚工作室、《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货殖365经济社就“面向未来的产业政策”邀请来自复旦大学、中国社科院、上海社科院、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南京财经大学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展开了一场专题讨论。以下为根据此次圆桌会议整理的十四位专家的观点，以飨读者。
韩国虽然是一个小国经济，但产业政策实施相对来说比较成功，韩国产业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以概括为三个特点：第一个是融资补贴；第二个是产业竞争；第三个是企业家精神。
韩国给很多企业以融资补贴，与融资补贴一起采用的是产业竞争。例如：补贴出口锦标赛中排位较前的几个企业，采取低息贷款，另外允许从国外零关税进口商品在国内卖。
用激励理论来讲，虽然有金融扭曲，但通过动态竞争来让扭曲变得最小，从而实现了动态竞争中来补贴企业的好处。另外无论是技术突破还是有执着的追求，企业家的激励对于创新非常重要。
上述韩国模式有一个制度背景，基本上不鼓励合资政策，很重要的就是防止技术的锁定，防止太依赖于国外的技术。这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另外，韩国不存在层级的问题，中央政府下面的一个部，直接跟企业挂钩。因为韩国是小国经济，尤其是在1970年代，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就促成了产业政策。所以韩国产业制度和政策可以概括为，不鼓励合资，不存在层级问题，还有就是融资补贴加产业竞争加企业家精神。
再看中国的情况，相同之处就是中国有融资补贴。但中国跟韩国有很大不同，虽然两国都有产业保护政策，但韩国所扶持的企业必须做到一定规模并出口，否则会被其他好的企业兼并。
而中国即帮助融资补贴又给予产业保护，坏企业需要很长的时间获得资金，起不到动态补贴好企业并让好企业获得足够市场份额的好处。
例如，中国存在行政性的进入壁垒。再者，中国缺乏企业家精神，特别是大量的国有企业根本不存在企业家精神这个特征。另外中国鼓励合资，80年代开始采用市场换技术的方法，但任何一个经济学理论都推导不出来市场能换来技术。
同时中国存在着很强的层级问题，中央和地方在产业政策上，存在实施上的层级问题。所以可以看到企业希望通过合资来换取技术，而地方政府想通过园区引进一个产业。
但是地方政府之间缺乏协调和长远规划，这必然会使有限的资源被稀释，产业规模效益被分散和弱化。因此，中国的产业政策存在着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金融补贴，实际上长期的金融补贴是让坏企业长期可以获得金融租金，但这无法通过动态把金融扭曲最小化。
二是地方招商引资产业通过园区进行，这样会导致重复建设、过度竞争、产业同构、产品的同质化现象的产生，这些问题都是因为缺乏一个由企业所主导的产品开发或创新。
三是地方政府实际上成为企业的退出壁垒。
四是很难形成寡头市场。中国现在有很多行政性的寡头，因为有行政性的进入壁垒，好的企业不能把坏的企业兼并。
如果说发改委是进入壁垒重要的决定者，那么地方政府的补贴就是重要的退出壁垒。这里面市场份额很难通过市场的兼并形成集中。这也就意味着至少从创新角度，没有足够的市场份额，很难有创新的潜在动力。
最后，面向未来，要让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也是产业政策实施的主体，因为只有企业掌握足够的信息，通过知识产权的加强来保护本国企业有足够的创新价值，来促进它的创新。
再者，要根据时间，根据跟国外技术的距离来制定产业政策，同时要避免多层政府架构带来的扭曲问题。最终就是政府要逐渐成为知识生产的服务者，成为基础设施的提供者。政府不清楚未来的技术前沿在哪里，能做的就是把知识存量扩展，让企业用这些知识存量去做应用的研发，因为它们知道未来的技术，要做成什么样的产品，才是消费者最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