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世界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的深度转型调整期，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也正在从要素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深化经济发展中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认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有效发挥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是当前经济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深刻反思和评价既有产业政策的利弊，确立面向未来的产业政策取向，重新界定政府干预边界和方式，推进产业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向法制化轨道过渡。

2016年8月23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袁志刚工作室、《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货殖365经济社就“面向未来的产业政策”邀请来自复旦大学、中国社科院、上海社科院、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南京财经大学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展开了一场专题讨论。以下为根据此次圆桌会议整理的十四位专家的观点，以飨读者。

产业政策的目标是为了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那么决定一个国家产业竞争力的背后因素究竟是什么？从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的角度看，资源禀赋、制度安排、市场机制、技术演进和产业政策等因素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传统经济理论把产业竞争力的源泉归结为国家间生产资源或要素禀赋不同所引起的要素相对价格的差异。如农业时代的气候、土地质量，以及工业时代的劳动力资源的丰裕程度等。

一些学者据此认为，要素禀赋的改善会迫使受到竞争压力的企业自发地改进技术，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但是，比较优势理论忽视了制度安排等因素，从而无法解释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源泉，也无法解释企业自发改进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当代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很难说与自然资源有密切关系。

第二，工业革命的历史表明，除了资源禀赋和价格之外，制度因素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德国化学工业的崛起与其研究型大学体制关系密切，日本汽车工业和家用电器产业的崛起，与其企业组织、劳动力和财务制度关系密切，美国的风险投资对于促进半导体、计算机软件和生物制药产业的发展功不可没。

第三，市场竞争对于技术创新、生产率提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市场交易网络强化了供求双方的互动，提高了企业创新和竞争绩效。特别是市场规模降低了高研发成本行业的单位成本，提供了一个“出口平台”。

第四，一国和跨国公司在技术能力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且在技术创新的商业化过程中，先行者优势部分来源于高研发成本产生的报酬递增。

第五，即使在发达国家，支持产业发展的政策也普遍存在，但是这些政策并不表现为直接干预市场或替代市场，而是更多地表现为强化市场的干预形式。政府政策通过支持产业创新系统，包括特定行业组织网络、规制政策和研发基础设施，来影响战略性产业的发展。此外，资源、制度、技术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因此产业竞争力还表现出动态性特征。

回顾世界工业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各国政府在不同发展阶段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干预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除了19世纪对铁路和农业有特别案例之外，美国很少对产业有特殊的政策支持，即使像航空这样的特殊产业仅有一些隐形补贴，但政府积极投资于公共基础设施、高等教育、铁路建设、运河开挖并支持了航空业的发展。战后美国国防部的采购计划和研发政策对新企业进入半导体行业、计算机产业的产学研联合，以及计算机学科的创立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美国国家卫生署对大学以外研究机构的政策支持，帮助竞争性企业和大学、产业研究机构建立了生物技术的产学研合作。

日本是个资源贫乏的国家，战后通产省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贸易保护，有力支持了战略产业发展，成功实现了产业升级转型。战后韩国产业发展得到了政府政策的极大支持，快速实现产业升级和收入的倍增。

而西欧各国政府干预产业发展有较大的差别，英国相对保守，法国比较积极，德国比较消极。但是欧洲贸易委员会及欧盟在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成功运用政府干预的国家都具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而中国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国家，产业政策长期以来以各种形式广泛存在于各个领域，表现为对产业内特定企业、特定技术、特定产品的选择性扶持以及对产业组织形态的直接干预。

从政策实施手段上看，涵盖目录指导、市场准入、项目审批与核准、供地审批、贷款的行政核准、强制性清理等各种行政性直接干预，体现出强烈的直接干预市场、限制竞争和以政府选择代替市场机制的管制性特征和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目标，中国的产业政策改革方向应当从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功能性产业政策和促进创新的政策过渡，政府的角色也相应地向有限政府和强化市场型政府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