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世界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的深度转型调整期，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也正在从要素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深化经济发展中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认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有效发挥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是当前经济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深刻反思和评价既有产业政策的利弊，确立面向未来的产业政策取向，重新界定政府干预边界和方式，推进产业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向法制化轨道过渡。

2016年8月23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袁志刚工作室、《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货殖365经济社就“面向未来的产业政策”邀请来自复旦大学、中国社科院、上海社科院、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南京财经大学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展开了一场专题讨论。以下为根据此次圆桌会议整理的十四位专家的观点，以飨读者。

产业政策的讨论通常在后进国家出现，而被追赶的发达经济体通常考虑经济自发的产业结构转型。从结构转型理论来看，一方面，收入增长推动需求结构升级，最典型案例是收入增长下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另一方面，服务业相对制造业更慢的生产率增长导致劳动力更多流向服务业，共同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自发推动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型。

1.对这些自发形成产业结构调整的先进国家来说，其实没有产业政策，有的往往是出于解决外部性问题的公共产品提供，比如科技政策、创新政策，推动私人部门无法完全负担的知识外溢和技术进步。

后进国家往往希望通过产业政策，加速先进国家所经历的产业结构转型，实现所谓“追赶”战略，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比如20世纪初苏联通过极端的产业政策实现工业化，但最终由于缺乏效率走向衰落。其根本原因在于产业政策表面上可行，执行起来却及其困难。

第一，与计划经济不可行类似，产业政策所需的信息表达、发布与收集非常复杂，制定产业政策很难获得真实信息，导致正确的产业政策不可得；第二，即使产业政策本身正确，执行产业政策往往缺乏激励机制。我们在理论层面假定产业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理性行为容易，但在实践中，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存在种种设租、寻租和腐败等现象。

由于上述原因，市场应该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基本的价值观，基本的趋势。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奇迹主要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产业政策发挥作用的结果，这个基本结论不能变。

换言之，中国真正需要的是跳出传统产业政策的框架，探索真正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的“广义”产业政策。中国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就是“广义”产业政策的很好体现。加入WTO提高国内企业效率，中国效率最高的企业都是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企业；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给予民营经济以发展空间；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鼓励汽车消费，提振有效需求。

2.“广义”产业政策在中国仍然大有可为。中国三十年的改革，要实现粗放要素投入式增长到创新驱动发展转变，还必须依靠要素配置要素提高，这个过程我们尚未完成。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依靠要素配置效率提高促进农业现代化和服务业发展。当前，农民劳动力转移问题尚未解决，农业现代化和生产效率提升空间巨大，关键是继续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土地要素配置效率。

同时，中高端服务业开放进程缓慢，效率低下，有效供给不足导致医疗、教育等服务价格不断攀升。只有推进服务业的对内和对外开放，才能提高服务效率，促进人才、资本等要素资源向服务业集中。

与传统产业政策的主动作为不同，成功的“广义”产业政策往往具备外生条件，特别是对外开放。20世纪中叶以后，韩国扶持国内最具竞争力的企业参与全球市场，形成三星、SK集团这样的跨国公司。在全球化背景下，19世纪德国依托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论实现工业化的例子已很难重现。相反，只有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参与全球市场竞争，才能真正提高国内企业效率。

“招商引资”是最重要的“广义”产业政策。中国过去三十几年高速发展，快速完成工业化得益于全球化进程。在跨国公司全球布局背景下，改革开放下的中国经济“被动”卷入全球产业链，此时“广义”产业政策的核心是“招商引资”，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生产效率。

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招商引资”仍然是最重要的产业政策，新加披和香港通过低税政策吸引高端人才和国际资本。英国退欧后，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也成为英国防止经济衰退的重要措施，而欧洲大陆的巴黎、卢森堡、法兰克福、柏林、都柏林也都在通过优惠政策争夺伦敦的金融和科技中心地位。全球化趋势下的“招商引资”是当今世界“广义”产业政策的主流。

3.同时，在发挥市场机制、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以外，产业政策如果成功，其内在逻辑一定是基于市场失灵和市场活动具有外部性的基本分析框架，历史上成功的产业政策，也一定是充分发挥这一原理。例如，由于知识的外溢，政府确实在科技政策有所作为，国家对技术创新的扶持体现在融资便利、税收优惠等方面，同时加强基础教育，提高人力资本。

但是，后进国家往往通过科技政策在某几个特定领域实现技术赶超，却无法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实现效率提升。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最关键的还是效率，科技政策应当立足于为整体经济的效率提升创造有利环境。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的年轻学者还是要继续对历史上后进国家，如德国、日本和韩国等的产业政策进行严肃和严谨的讨论，找出成功的关键原因，并同时总结大量失败的案例。只有结合当时环境做具体案例的具体分析，才能真正形成对中国经济，特别是产业层面发展转型的有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