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经济增长趋势主要受三大结构性因素影响，一是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重，在发达经济体尤为严重。二是技术创新停滞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Gordon（2015）发现，从2004年至2014年美国TFP年均同比增速只有0.54%，明显低于1996年至2004年互联网技术革命时期的1.43%；三是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造成传统投资需求下降，2014年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降至46.7%，较2013年下降7.5个百分点。

       发达经济体潜在经济增长趋于下降。人口老龄化降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居民储蓄，抑制投资增长；创新停滞下的TFP增长放缓造成投资机会缺失，没有投资向长期生产、创新能力转化，难以确保发达经济体的长期增长潜力。单纯依靠总需求管理难以提振经济，实体经济缺乏投资机会，反而造成流动性泛滥，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降至2.0%、0.2%和0.0%左右。与此同时，外部冲击暴露新兴市场国家的结构扭曲。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普遍下跌，2015年末国际原油、铁矿石、铜和大豆价格分别同比下跌35.0%、39.7%、26.1%和15.6%，造成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国际收支严重失衡。以美联储加息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为诱因，导致新兴市场资本大量外流，根据国际金融协会估算，2015年，新兴市场的资金外流规模达7350亿美元。原本被外部需求掩盖的结构扭曲，特别是要素市场的劳动力、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产品市场的准入限制和缺乏契约精神的政府干预，成为新兴市场国家走出危机难以逾越的制度障碍。

       新旧动能转换造成中国经济增速“换挡”。以投资和外贸驱动的传统增长模式不可持续，消费、服务等新经济模式成为未来增长的关键动力。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超过50%，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贡献率达到66.4%。从短期波动看，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源自传统增长动能“失速”，制造业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高企、基础设施建设因地方政府债务受限。从长期增长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趋于下降，服务业TFP增长慢于制造业，消费增长也会降低储蓄率、减少投资，但是有利于增长质量提高和居民福利上升。

       中国经济的供给侧改革是全球经济走出衰退的关键动力。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不同，中国经济有提升自身经济效率的巨大空间，通过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同时，中国经济具有对全球经济巨大的溢出效应，且中国经济成为全球资本市场对世界未来增长判断的指向标，中国经济及政策选择对全球增长未来预期产生直接影响。中国以合理的对内和对外经济政策，在自身经济回暖增长同时带动全球经济复苏。但是，要实现中国经济效率提升和新旧动能转换，关键还是在供给侧改革。为理解当前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我们首先详细分析宏观经济学关于短期波动和长期增长的基本框架。

       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区分需求侧和供给侧，分别对应经济的短期波动和长期增长。受凯恩斯经济理论影响，过去很多经济学教材框架都从经济的短期波动开始，以国民收入由总需求决定为基本逻辑起点。在经济增速下滑时，出台刺激政策以扩大总需求，是凯恩斯经济理论框架的必然选择。1936年凯恩斯《通论》发表后，发达国家成功运用总需求管理对抗经济衰退，一度“熨平”经济周期，其中，凯恩斯政策最典型的例子是战后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但是，1970年代石油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出现高失业与高通胀并存的“滞胀”现象。凯恩斯理论和政策受到广泛的质疑，各类反凯恩斯理论和学派开始涌现，如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

       由此可见，宏观经济学首先要讲清楚研究对象是长期问题还是短期问题，是总供给问题还是总需求问题，不能含糊。比如，GDP是由总需求决定的，这样的说法在短期是对的，在长期则是错误的，因为在长期GDP是由供给方面的因素决定的：资本形成，劳动力增长和技术进步。但是有时候，供给和需求又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同义反复，因为从事后的统计结果来看，总需求始终等于总供给，它们是恒等式。因此，在非均衡理论里，只有“意愿”的总需求和“意愿”的总供给是不相等的，如果存在非均衡情况，作为结果的GDP总量等于总供给和总需求较小的一边，这被称为“短边原则”。

       另外，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学过经济增长理论的人都知道，投资是联系需求和供给的关键变量。在短期内，投资是总需求的重要部分，但是在长期，投资却是新生产能力的形成过程，尤其是创新意义上的投资，对经济增长起到关键性作用。供给侧改革不仅能为投资带来新的空间，同时也可以为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带来新的空间。反过来，总需求空间的打开，也为总供给方面资本形成和TFP增长带来新的空间。理论上讲，消费是总需求的主要部分，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但是注重消费对一个国家的长期增长至关重要。纵观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几年的历史，在一些重要阶段上，居民消费增长打开供给方面资本形成的空间，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空间，比如食品消费促进农村改革，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家用电器进入中国家庭，促进制造业资本形成和生产率提高；汽车和住房消费及相应的城市建设，促进制造业由轻工业向重化工转型，拉动产业升级的大规模资本形成。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带来出口迅速增长，表面上看这只是总需求扩张，但事实上，FDI增长和制造业融入全球化极大促进了资本形成和TFP增长。由于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如此复杂的内在联系，如何通过供给侧改革来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我们需要仔细的思考和理解。

       在实践上，对强调供给能力的供给学派的最好诠释是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里根新政”。“里根新政”的核心是减税，促进私人部门创造更多供给。首先，对私人部门减税，促进投资，并由此带动工资和消费增长。拉弗曲线，即税收收入和税率之间的倒U型关系是里根政府减税最重要的理论基础。税率过高或过低都会减少税收，只有适度税率才能促进私人生产，提高总供给，增加税收收入。其次，以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定物价，减少和退出价格领域的管制措施，给予微观经济主体正确的价格信号。最后，削减政府支出，减少政府干预。依靠以减税为核心的供给侧改革措施，“里根新政”有效激发市场活力，为美国经济在克林顿时期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里根新政”重视供给学派类似，英国撒切尔夫人信奉“大市场、小政府”的哈耶克经济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推行“撒切尔主义”经济政策。撒切尔夫人改革核心是将二战后重建形成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供给能力。具体来看，首先，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其次，限制工会力量，降低企业用工成本，优化劳动力要素配置。最后，货币政策上保持稳健，财政政策上减税减支。一方面，提高利率减少货币供给，降低通胀；另一方面，削减所得税，并同时减少教育、社会服务等公共支出。尽管撒切尔夫人改革在短期内引起社会阵痛，但长期来看，供给侧改革措施激发市场活力，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英国经济重新回到低通胀、持续增长的正确轨道。

       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示：明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里根、撒切尔夫人改革时期面临“滞胀”不同，中国经济存在重化工行业的产能过剩，在许多生产领域，特别是上游行业出现通缩。我们需要一定的稳增长措施，但不能重新利用过剩产能。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是要素配置效率低下，只有通过供给侧改革，中国经济才能在提高供给能力同时优化供给结构。值得指出的是，供给侧改革措施可能会对短期就业造成冲击，但对当前中国经济影响相对较弱。根据世界银行数据，“里根新政”初期，美国失业率从1980年的7.1%升至1982年的9.7%，撒切尔夫人改革也造成1980年代初期英国工人的大量失业。对当前中国经济来说，人口结构变动导致失业并不是非常严重的问题，2014年开始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已出现绝对水平下降，每年城镇实际新增就业也均在年度目标以上。

       什么是供给侧改革？如果从中国宏观经济长期增长和短期波动的分析框架[6]来看，供给侧改革在提振潜在经济增速基础上，实现供给侧决定的长期经济增长。在手段上，供给侧改革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主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激发市场活力，即图1的左半边部分。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关表述，明年及今后一段时间的供给侧改革集中在化解产能过剩、降低企业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扩大有效供给和防范金融风险五大任务。从长期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在劳动要素方面，去产能实现劳动力资源向生产率更高部门转移，去库存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补短板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在资本形成方面，去产能防止金融资源继续流向僵尸企业，去杠杆化解潜在金融风险，补短板促进对新兴产业和业态的金融支持；在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方面，补短板提高技术创新能力，降成本继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与供给侧的长期增长对应，需求侧的短期波动也有外需、投资和消费三大影响因素，即图1的右半边部分。供给侧和需求侧相辅相成，一方面，供给侧改革为外需、投资和消费三大需求打开新的空间，稳定短期的经济波动；另一方面，有效需求为供给侧的资本形成、效率提升打开新的空间，实现长期的增长潜力。

       当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视供给侧改革对有效需求的提振，一是去库存，旨在通过户籍人口城镇化等供给侧改革措施，扩大住房需求；二是去杠杆，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促进健康可持续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三是补短板，解决有效供给不足问题，提振消费需求。一方面，以供给侧改革打开有效需求的新空间。在调整传统需求方面，通过供给侧措施化解房地产库存，建立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长效机制，推动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的健康发展。在宏观储蓄率下降之前，基础设施建设应当为将来中国的老龄化社会做好准备；伴随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房地产发展逐步转向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改善性需求，继续推动旧城改造和中心城区的二次开发。在提振新需求方面，服务业发展，特别是服务质量和效率提高应是扩大有效供给，补短板的重点。伴随收入水平提高和人口老龄化进程，服务开支的居民消费比重日益提高，也对服务业质量和效率提出新的要求，特别是金融体系应当由传统的“发展建设型”模式转向“财富管理型”模式，满足居民的养老和投资需求。

       另一方面，提振有效需求，为供给侧的资本形成和TFP增长创造新的空间。体制改革的继续推进是提振有效需求的关键，特别是对外开放形成新的外部需求。2001年加入WTO，不仅打开国外市场，形成产品贸易的有效需求，而且极大提高国内企业的生产效率；未来对外开放应聚焦于服务贸易和投资准入，通过TPP、TISA及中美BIT谈判等途径，积极参与构建以服务贸易和投资准入为核心的新型国际贸易规则，获得服务贸易外部需求，同时提高自身服务效率，促进高质量的经济结构转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改革，同时也强调适度扩大总需求，为供给侧改革创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供给侧改革促进长期增长，但很难迅速影响投资、消费和外需拉动的短期经济波动。以1998年结构改革为例，从1998年到2001年，GDP增速始终徘徊在7%～8%之间，维持了数年“七上八下”的局面，直到2002年开始中国经济才重新进入高速增长的“快车道”。相比供给侧改革，财政和货币政策通过调控短期经济波动，对短期需求侧更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提振效果。

       需求侧政策对短期经济波动的稳定是供给侧改革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必要保障。一方面，当前融资成本高企，抑制企业投资，难以形成“补短板”的有效供给。2015年，工业企业平均资本回报率为6.4%，同期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3%，而以PPI调整的实际利率高达10.5%④。另一方面，生产领域的物价低迷降低企业利润，拖累工资增长，影响居民消费上升。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6.2%，较2014年下降2.8个百分点；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7%，依旧保持较高增速，但较2014年下降1.3个百分点。因此，为稳定当前经济增长，通过相关短期需求政策的调整，实现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十分必要。根据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我国目标赤字率由2015年的2.3%上调至2016年的3.0%，M2增速目标由2015年的12.0%升至2016年的13.0%，均体现中央政府在供给侧改革同时重视需求侧政策。在需求侧结构上，财政政策的减税降费和货币政策的松紧适度均与供给侧改革的目标一致，在稳增长同时激发市场活力，避免过度刺激对私人投资的挤出，并防止金融风险。总体来看，通过供给侧政策和需求侧政策的有机配合，中国经济能够顺利实现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的经济增速“换挡”，以供给侧改革提振长期潜在经济增速，同时以需求侧政策稳定短期经济波动，为供给侧改革创造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

       与此同时，金融发展和全球化对中国政策组合及其调整提出更高要求，尤其要管理好预期。一方面，中国金融市场不断深化，金融模式日趋复杂，股市、汇市和债市联动明显加强，小幅的政策变动就会造成剧烈市场波动；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已深度融入全球化，国际影响力日趋增长，自身政策调整，如汇率政策、货币政策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政策等，可能引起全球市场的过度反应。中国应当注重自身政策选择的可能市场影响和外部效应，平衡好国内政策和外部政策的组合选择；同时，管理好预期，通过需求侧政策稳定短期经济波动，确保宏观政策和改革措施的一致性和透明度，加强市场沟通，形成通过供给侧改革实现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理性预期。

       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四万亿”刺激对全球经济的短期提振不同，当前的供给侧改革既是国内经济的结构调整，又是全球经济的角色转换，对全球供给和需求均产生深远影响。

       一方面，从全球生产分工角度看，供给侧改革促进中国经济实现全球产业链上的位置跃升，参与和主导全球资源配置。目前，加工贸易占中国出口比重已由最高年份的50%以上降至30%，中国经济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逐步从加工组装转向中间品生产。从全球产业链布局来看，中间品贸易比加工组装要求更高要素配置效率，以实现有效投资、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供给侧改革是实现国内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重要前提。与此同时，依托国内要素资源配置能力，中国将形成自己的跨国公司，与发达经济体的跨国公司竞争，参与和主导全球要素资源配置。

       另一方面，从全球需求分布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将明显重塑全球产品市场结构。一是大宗商品需求结构变化。伴随中国经济由投资驱动转向服务和消费，中国经济将减弱对铁矿石、铜、铝等投资类大宗商品需求，而继续增加对原油、粮食等消费类大宗商品需求。二是消费品需求结构变化。伴随中国经济向消费转型，跨国公司将更加看重中国经济的产品市场价值，特别是中高端消费市场。中国经济巨大的消费市场将进一步提高全球产业链的本地化倾向。跨国公司将由传统的生产组装环节的本地化转向研发、设计、产品服务等环节的本地化，既为中国经济在高端生产服务业领域提供更好的竞争环境，也为中国自身的生产服务业发展提供更多跨国公司合作机会，进一步提升自身效率。

       全球治理结构将对全球经济结构变动做出相应调整。全球要素配置是全球治理结构的主要目标，以供给侧改革为基础，中国经济必将在全球要素资源配置中发挥更重要作用，并以此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全球治理结构。一方面，中国将在以G20为代表的原有全球治理结构中将获得更大的话语权，为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要素配置中争取更多的权利；另一方面，通过积极构建亚投行等新型国际组织，寻求全球治理结构的崭新突破，满足新兴市场国家发展的特殊需要。同时，伴随从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向全球治理重要参与方转变，中国自身的政策制定也会更加开放，更多顾及全球影响，并在全球货币和财政政策协调一致方面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