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国有资产负债表迅速扩张。中国经济积累了巨额财富，国有资产以国有企业资产、外汇储备资产、土地资产等形式存在。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国际竞争力的上升，资产与负债也同步高速发展。在国有资产价值迅速发展的同时，各级政府的债务也迅速发展，尤其是社会保障等国家承担的当期或未来负债端压力也不断显现。在这种背景下，国有资产如何在有效经营管理下实现保值增值，降低坏账比率，避免金融风险，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都是十分重要的环节。此时，一位瑞典学者——邓达德为优化中国的国家公共财富管理提供了崭新视角，与普遍强调私有化不同，他认为最应该重视的是公共资产管理的质量。

在《新国富论：撬动隐秘的国家公共财富》一书中，邓达德提出了“国家财富基金”（National Wealth Fund, NWF）的国家公共财富管理模式，即成立“不受政府短期政治影响的封闭管理的控股公司”。事实上，邓达德所定义的“国家财富基金”隐含了国家公共财富有效管理的两个基本要件：一是不受政府行政干预，二是采用市场化管理。

在邓达德看来，全球国有资产管理的通病在于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在造成国有资产管理低效率的同时滋生腐败，并在政治压力下扭曲国资管理目标。最合理的解决方式是政府独立于国家公共财富管理，以符合公众福利的方式制定政策；同时，委托信息透明的专门机构管理国家公共财富，独立于政府职能而单纯追求价值最大化。这也就是邓达德提出的公共财产监管三原则：透明度、明确的目标和政治上的独立性。邓达德提出的不受政府行政干预，以市场化方式管理的“国家财富基金”正是满足了这三大原则，政府与市场各司其职，共同实现国有资产的有效管理。

值得指出的是，邓达德提出的“国家财富基金”更类似于淡马锡模式，而不是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中投这类主权财富基金。在邓达德看来，主权财富基金注重管理储备流动性，类似基金管理人；而国家财富基金更注重对资产的积极管理，类似资产管理人。换句话说，作为国有资产管理人的“国家财富基金”不会像金融市场上的基金经理一样频繁交易以平衡风险和收益，而是作为资产持有者支持国有资产的长期、健康发展。

邓达德同时认为，国家公共财富的集中管理要好于分散经营。单一管理更利于价值创造，因为在一个分散经营的国资管理体制中，各自为政的经营个体很难保证信息透明和管理能力。其对单一管理的认同实际上反映了另一个国资管理的重要理念：国有资产管理应对全民负责而非屈从于部门利益。分散经营的国有资产管理往往偏离价值最大化目标而沦为部门利益，对全民负责的国家公共财富经营更适合单一管理。

邓达德是一个有中国情结的西方学者。早在1984年邓达德就曾在复旦留学，而随后从瑞典银行家到政治家生涯也频繁与中国发生关联。特别是，邓达德推动了OECD制定《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指引》，并在中国国资委组建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对中国的国有资产管理来说，避免政府干预并完善市场化管理同样重要。从最开始的“放权让利”，到股份制改革，再到1998年前后的“抓大放小”，市场化改革不断提高国有企业经营绩效。同时，市场化投资管理也确保了外汇储备、社保基金等国有资产的增值保值。但是，中国经济的国资管理体制仍需完善，而邓达德提出的“国家财富基金”理念对中国未来国家财富管理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国家财富管理的前提是明晰的国家资产负债表。邓达德认为，即使是债务高企的国家也仍然有很多散落各地的国有资产尚未得到有效利用。对中国经济来讲，构建国家资产负债表也是迫在眉睫，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这既是对我国主权债务，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的全面体检，也是摸清家底更好管理的前提。目前，中国社科院等学术机构对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有所尝试，而国家统计局也在积极组织编制国家和地方资产负债表，预计在2017年会初步形成全国层面的资产负债表，并陆续公布分地区资产负债表。

第二，国家财富管理应始终保持信息透明。邓达德在书中提到，只有信息透明才能明确国资管理的责任和义务，进而提高经营效率。在中国的国企改革进程中也曾有过这样的例子，2000年前后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改制上市，在引入外部投资者的同时提高信息披露、改善自身管理，极大促进了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提升。但是，当前国有资产管理中仍存在信息不透明、权责不明晰的缺陷，国有企业财务和经营信息很难被社会公众和资本市场获得并有效监督。就像邓达德所说的那样，信息不透明的结果就是既得利益者维持现状，无法实现国有资产在公众视野中追求价值最大化。

第三，国家财富管理应当对管理者提供有效激励。要实现邓达德所提出的不受政府行政干预下的国家财富价值最大化，必须在市场化管理中完善激励机制。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成功经验表明，提供有效激励、发挥个体能动作用是增强经济活力的关键，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农民积极性，地方政府在晋升和财税激励下的基础设施建设等。健全的激励机制仍然是未来优化国资管理体制的重中之重，当前国有企业内部缺乏激励机制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吃“大锅饭”心理阻碍国有企业经营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值得指出的是，国有企业改革是优化中国未来国家财富管理的最重要一环，其不仅关系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而且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转型的关键。从空间维度看，只有打破国有企业上游要素行业垄断，才能在提高国有企业经营绩效同时优化中国经济的要素配置效率；从时间维度看，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以充实社保基金等方式为老龄化社会做好准备，提高全民福利。实际上，邓达德的国资管理思路在很多方面同当前国有企业改革路径是类似的。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国有企业改革着眼于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化机制，以及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这与邓达德避免政府干预、采用市场化管理的观点不谋而合。不仅如此，未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始终坚持国有企业全民所有，推进经营性国资统一监管，这也与邓达德对国有资产统一管理的强调相一致。

总的来说，国家公共财富管理，作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也同样是全球普遍面临的关键问题。通过《新国富论：撬动隐秘的国家公共财富》，邓达德所传递的以市场化机制提高公共资产管理质量的思路，值得每一个关心中国未来国资管理的人细细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