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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志刚:中国经济增长三个故事的背后
发布时间:2020-06-16 浏览次数:

核心提示:在中国经济面对全球经济大变局和增长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我们在宏观上要保持定力,总结过去几年宏观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提高对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的认识能力,改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办好自己的事,要求我们短期内以稳投资增长为主,内外并重,国有、民营兼施。长期我们必须继续实施供给侧改革、要素市场改革以及国有经济部门改革,重视民营经济,加快服务业对外开放,通过开放来倒逼改革。

作者:袁志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996年度(第七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本文于2020年2月26日发表于人民论坛网

 

【摘要】在中国经济面对全球经济大变局和增长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我们在宏观上要保持定力,总结过去几年宏观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提高对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的认识能力,改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办好自己的事,要求我们短期内以稳投资增长为主,内外并重,国有、民营兼施。长期我们必须继续实施供给侧改革、要素市场改革以及国有经济部门改革,重视民营经济,加快服务业对外开放,通过开放来倒逼改革。

【关键词】改革开放 经济增长 制造业 民营经济 政府

【中图分类号】F279.2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三个故事告诉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是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不二法宝

回顾中国经济四十多年的增长历程,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条件,我国在重要的战略时刻,适时推出改革开放的宏伟大业,做对做好本国的事情,对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流,最大程度地发挥了本国的比较优势,使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中国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亿万剩余劳动力,近三亿劳动力从农村和中西部转移到接受外资最多的东部地区,全国7.5亿劳动力参与全球产业链布局,中国政治统一与安定,地方政府大力招商引资,14亿人口的市场潜力无穷,优良的投资环境在发展中国家非常少见。随后几十年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一个故事就源于此。

90年代后期,经过近20年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曾出现一系列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解决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但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三农”问题严重。城市产业升级困难重重,大批工人下岗。企业“三角债”导致银行坏账积累。分税制之后的地方财政困难,财权和事权不统一。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位置徘徊,影响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面对如此困境,我国在九十年代集中精力推进了一系列重要改革。我们进行了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改革,为中国民营企业在竞争性领域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空间;国有银行的坏账剥离与整体上市,清理了不良资产,为日后经济高速增长所需要的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做好了准备;1994年成功汇改,深度贬值之后又持续了近20年的升值轨迹,在增强中国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同时,又稳定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有力地促进了各类外资进入中国;加入WTO,使中国经济全面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中国经济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不断拓展,技术水平向全球前沿推进。

1998年推出城市居民住房制度改革。一方面,助推中国城市居民消费升级,消费结构从原来的食品、轻工业产品、家用电器到住房与汽车的发展,为经济增长拓展了空间;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土地的国有性质,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得以增加,既解决了地方财政困难,又与城市房地产建设相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迎来一波投资高潮,并推动中国重化工产业发展。2000年之后,中国城市的地铁、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桥梁、隧道、机场的发展速度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说,劳动力比较优势下的中国制造业发展是中国过去40多年的第一个故事,那么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基础上推动的大规模城市化建设,以及与此相关的重化工业发展是实现中国经济40多年增长的第二个故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全球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全球跨国公司活动下的产业链布局在全球贸易日益不平衡情况下难以为继,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张制造业回归。全球贸易争端上升,多边贸易协议难以推进,WTO功能趋于瘫痪。就中国国内来讲,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房地产业和城市化建设的推进导致制造业的土地成本、融资成本和税收成本均上升,“挤出效应”比较明显。2008年至今,全球经济已经呈现出以下特征:第一,全球生产链中的产品贸易本土化趋势出现。随着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制造成本的不断上升,全球产业链开始重新布局。第二,全球生产链中的服务贸易重要性提升,中国因为服务需求的上升可能成为全球服务业FDI布局的重要目的地。第三,基于劳动力成本差异的贸易比重下降,相反,人口的消费规模、市场规模考虑的全球产业链布局将是新的趋势。第四,全球将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阶段,即数字经济大发展的时代。

为此,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可能从上述的第一个故事与第个二故事转换到第三个故事:借助市场规模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40多年发展的大背景是全球跨国公司的产业链布局,中美两国的产业链以合作为主,产业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处于双赢格局。跨国公司向全球转移制造业的同时,其高附加值的研发、生产性服务业以及金融产业得到空前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14亿人口的汽车与住房消费以及大规模城市化建设导致对全球大宗商品的需求上升和价格上升,也是全球经济增长重要推动力。

在数字经济时代,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14亿人的消费规模成为新的比较优势。从理论上讲,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者说TFP的增长。但是,中国消费市场规模巨大,如果我们在基础研究与科技创新方面有所准备,就有可能在某些领域实现弯道超车,培育出高生产率的企业,即规模经济带来效率提高。如中国数字经济中的支付平台“阿里巴巴”;社交平台“腾讯”;通讯制造企业“华为”“小米”;家电制造企业“格力”“美的”;等等。这些企业的增长速度和效率的提高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十分抢眼的。

在全球经济大变局之下,中美关系将从双赢格局到竞争格局的转化,目前两国尚处于过渡阶段。中美两国多年来在产业链布局方面根基很深,双赢的内容还有很多,这是中美贸易谈判可以取得进展的基础所在。但是,在高科技领域、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度将不断上升,竞争将是长期的,争端是难免的。

 

“稳”字当头的货币政策与金融市场的持续改革是我们需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事情的重头戏,同时改革房地产市场和土地要素市场

当前总体上看,2019年中国经济的GDP总量达到990865亿元,基数大了,增长的难度比之前增加,速度下降是必然的。但是2019年中国人均GDP刚突破仅一万美元,在世界上还是比较低的水平,中国经济增长为何在近几年来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我个人觉得,只要我们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降的势头就可以扭转。

面对短期需求的全面下降,我们必须迅速行动,“稳”字当头。首先是稳定和提高中国的资本形成水平,特别是制造业投资水平,这是“六稳”之中的关键一环。短期,稳投资需要一系列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要对过去几年来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做一个总结。长期,要素市场改革特别是金融市场的改革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重视。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比如,有从2009年至今总量资产负债扩张过快、金融风险深度积累的问题;也有金融市场结构性的问题,金融资源过度配置到房地产部门、地方融资平台和低效率部门。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是金融市场优化配置金融资源功能缺失,利率市场化在国家隐形担保持续、刚性兑付难破、泡沫资产涨幅明显的背景下加重制造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金融资源错配无法得到纠正。

同时,中国的直接融资水平过低,资本市场投机活动猖獗,高科技领域的风险投资机制缺乏。由于过去几年积累的金融坏账在经济下行期,会加快“水落石出”,我们高度重视金融去杠杆,化解金融风险,这是必要的,严防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是我国经济再出发的基本前提。但是,当经济增长速度向下压力加大时,简单去杠杆,特别是过严的资管新政,是很难成功的。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所谓杠杆率,分子是债务,分母为资产或者GDP总量,比较理想的去杠杆方法,应该是稳杠杆,即不再大规模增加分子,但是也不消减分母,特别是不能过快消减资产价值,同时还需要稳定GDP增长速度。因此,比较理想的去杠杆,是等待GDP增长速度上去后,用时间换空间,用增长来消化不良债务。

与金融市场改革相关联,中国房地产市场和土地要素市场需要改革。当前房地产的泡沫化发展和投机泛滥对中国经济的健康运行构成威胁,并且是中国金融资源错配的根源所在。目前各地政府过度的行政调控,限购、限价、限售、限贷,在限制房地产投机力量和控制房价的同时,也阻碍了居民的刚性需求和改善需求的满足,影响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危及城镇化进程。

长期来讲,我们必须考虑出台一些长治久安的法律法规和税收政策,消除房地产投机行为。当然,目前中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承压较大时,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是当务之急。等到未来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较为强劲时,考虑适时推出长期政策。短期我们要尽量改进房地产的市场化运作,通过利率等市场化手段调控投机行为,而不是过多的采用行政手段控制。倡导“一城一策”,让地方政府根据自己所面对的实际情况精准施策。对于那些住房供应过剩的三、四线城市,启动周边农村地区的土地产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等)的市场化改革与配置,增加农民的财富性收入,结合最近出炉的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一方面,大力推进城市化和市民化进程,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另一方面,吸收消化这些城市已经建成的房地产存量,既是化解金融风险的手段,也是长期中国人均GDP增长的必由之路。

 

做好自己的事,要通过减费降税降成本,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处理好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关系,推动服务业领域的对外和对内开放

在这一轮经济下行中,民营企业处境最为困难,降成本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2019年减费降税总额将达到2万多亿元,对改善民营经济的经营环境是有帮助的。但是,民营企业家对未来还是预期不佳,投资意愿低迷,2019年1-12月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固定投资同比增长4.7%,比去年同期下降4个百分点。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我们如何处理好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关系。1990年底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改革,是民营企业大发展的时期。但是,1998年房地产改革和土地财政与土地金融起来后,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导致民营企业各类成本过快上升,来不及消化。政府的大规模投资,土地财政与土地金融的发展,使得缺少雄厚固定资产和土地资产作抵押的民营经济融资更加困难,成本更高,甚至出现以低成本获得融资的国有部门将金融资源以各种金融资产的形式再转售给民营企业,从而获取利差。

更为重要的是,当中国经济通过融入全球产业链,以发展制造业为主时,对民营企业来讲,竞争规则相对简单:降低制造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但是,当中国经济发展进入第二阶段,房地产和城市化建设成为重要的发展动力时,政府权力在经济中的作用开始膨胀,权力寻租难以控制,政商关系日益复杂。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则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另外,当国有部门规模过大,国有部门的投资决策非理性,投资者对利率不敏感导致的投资饥渴、重复投资和产能过剩等现象必然出现。经济资源的配置由政府决定还是由市场决定的问题就再一次被提出来了。在当前中国,各类要素市场的改革,特别是金融市场的改革,首要问题还是绕不开经济主体的理性行为是否确立的问题。

国有部门和国有企业如何深化改革,始终是中国经济进一步改革需要回答的问题。第一,必须改革国有部门投资的软预算约束状态,建立理性投资决策机制;第二,除少数自然垄断、关系国计民生的部门外,确立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在市场准入、资金获得、土地获得上面的平等权利与完全竞争地位;第三,完善国有资产经营的委托代理机制,做好对国有经济经营者的激励机制,对国有资产进行有效的保值升值。只有国有企业的行为规范了,理性了,国有产权与民营产权可以平等交易并混合经营,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价格机制才能形成。

中国经济转型的另外一个内容是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在不断上升。但是,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也同样面临困境:一方面,在服务业经济主体中,除生活服务业之外,生产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中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比重太高,供给数量严重不足,供给质量难以提高,难以满足居民的需求,成为经济发展中较为严重的短板;另一方面,服务业的对外开放程度不高,外资比例没有制造业高,营商环境较差,服务业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整体效率低下。根据过去4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对外开放是改进和提高服务业供给质量的一帖良药。服务业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也要对国内的民营经济开放。服务业领域的对外和对内开放一定会改变目前该领域经济主体单一的局面,大大增强竞争程度,提升服务业供给数量和质量。

 

注: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研究”(项目编号:71933001)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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