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受到全球经济形势的严重影响，但是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有其一定的特殊性，发生系统性债务危机的风险较低，并且当前通胀水平较低，宏观经济调控留有余地。
在防疫情、稳经济的背景下，对全球经济通货膨胀凸显的原因及其走势进行分析，以期为更好地保企业、保生产和保内需提供建议。
疫情前，全球经济主要呈现出“三低一高”（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和高债务的组合）的长期趋势。
增长方面。一是在于互联网和数字产业的边际成本很低、规模效应显著、易于垄断，头部企业创新意愿下降。二是全球各国普遍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三是随着全球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年轻人的劳动参与意愿不断走低，劳动要素供给的下滑降低了资本的边际产出，影响储蓄转换为有效资本的动力，实体经济资本积累和投资形成不足进一步降低经济增长的潜在水平。
通胀方面。重要原因是全球化过程中产业链按“成本最低、效率至上”原则在全球布局，出现供给过剩，需求疲软的态势，在此背景下，全球各国的通胀预期保持低位，低通胀预期本身也强化了低通胀的趋势。
利率方面。利率走势与经济增速和通胀的趋势非常类似。金融危机后由于量化宽松等货币政策的影响，贷款利率进一步走低，各国的政策利率和存款利率更低，很多国家实行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
债务方面。全球资产负债出现明显扩张趋势，政府、家庭和企业部门的债务规模都出现了明显上升。全球债务扩张的情形属于储蓄过剩。长期结构性原因在于：一是各国老龄化日益严重。二是全球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在不断扩新兴经济体储蓄过剩。
全球经济呈现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和高债务的长期趋势并不是彼此孤立的现象，而是有机组合、相生相伴、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首先，低增长和低利率密切相关。其次，低通胀也是低利率的必要条件。最后，低利率是债务扩张长期趋势的前提。
通胀水平的反转是全球经济中长期和短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长期因素包括全球劳动供给下降、地缘政治摩擦导致的逆全球化、全球产业链重新布局和能源成本的提高等。短期因素包括全球疫情与俄乌军事冲突。
未来全球产业链可能将在内向化趋势发展的大背景下向两个方向演变，一是纵向分工上趋于缩短，二是横向分工上趋于区域化集聚。
高通货膨胀的直接结果是各国央行货币政策立场的转向和利率的回升。在中短期内，全球经济将会呈现出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低增长的“三高一低”态势。一方面，高通胀导致政府债务的吸引力下降，难以持续滚动；另一方面，高利率引起利息成本提升，因此在高通胀和高利率的环境下，债务无法继续扩张。
“三高一低”的不稳定状态带来的风险需要格外注意。一是全球债务风险不断提高，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二是全球性的加息可能导致资产价格缩水，引发“金融海啸”。
中国的家庭储蓄多被限制在国内资本市场或国内银行账户中
一方面，相较于发达经济体的高通胀趋势，中国的通胀水平相对较低，且中国的CPI上涨主要是由于能源和食品大宗商品的上涨。另一方面，疫情以来中国的进出口都出现较大增长，贸易条件出现改善。
中国要维持低通胀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需要预防能源、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提高所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因此，在强调保企业、保生产和保内需，坚持防疫情、稳经济背景下，提出以下针对性政策建议：
首先，中国应该通过减税降费、政策补贴等各种手段保护企业的正常运行，稳定经济形势。
其次，中国可以采取积极而温和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针对性地进行降准降息操作，用足用好专项债务限额。
最后，中国还应该通过坚持对外开放、推进产业升级、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等方式，释放经济中长期增长活力。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项目编号：71933001)。
来源：《发展研究》2022年第8期
《全球经济通货膨胀凸显的原因及其走势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