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制造业向高端转型的关口，高技能人才的“一人难求”成为最让企业主们头疼的事。
由摩根大通支持发起，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共同合作完成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报告11月3日在北京发布。这份报告称，技能劳动者数量目前只占全国就业人员总量的19%左右，高技能人才更是仅占5%。
2015年5月，国务院推出《中国制造2025》，制定2020年和2025年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指标，今后中国对于技术专业人才和技能型工人的需求将是巨大的。技能人才供给的严重不足将成为未来实现制造业2025计划的最大掣肘。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才研究会会长何宪在3日举行的“中国科技创新激发人力资源转型”研讨会上表示，中央文件已经把技能人才提升到了和科学家、企业家同等重要的位置，下一步技能人才改革的核心是完善技能人才的薪酬激励机制。
“待遇偏低是技能人才发展不起来的根本原因，只有把技能人才待遇提到社会羡慕的水平，才能改变当前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何宪说，国务院鼓励地方对重点领域紧缺的技术工人在大城市落户、购租住房、子女上学等方面予以支持。
产业升级拉大技能缺口
报告称，企业普遍存在人才短缺的问题，技能越高劳动力缺口越大。虽然有9.93亿劳动人口，但技能人才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却不尽人意：大学生技能结构与市场脱节;职业教育的生源和质量堪忧;本应该作为技能人才主体的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的机会依然匮乏。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深刻且重大的结构性调整和变革。摩根大通亚太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欧冠昇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不再单纯依赖传统工业的推动，创新、技术和消费正在逐步发展成为新的重要驱动力。长远来看，这一变革无疑是积极向好的，但在短期内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其中之一就是缺少能满足这些领域企业需求的高端技能型人才。
摩根大通全球慈善基金会亚太区负责人徐丹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在当前中国经济正在转型过程中，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一定的错配。摩根大通全球慈善基机会希望通过支持清华和复旦这份研究报告能够帮助更多的利益相关方更好地理解中国劳动力市场，从而帮助其日后的相关工作中更有的放矢。
报告执笔人之一，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袁志刚认为，在全球化竞争的趋势下，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将会增加技能工人就业的比例，特别是当前在价值链不断升级的态势下，这种增长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由于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大量外资制造业撤离中国流入东南亚寻找更低的劳动力资源，这对于中国长期以来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发展模式提出了挑战。
袁志刚说，资本流出对于不同技能的劳动者影响是非对称的。其中，对于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总体呈现负向冲击，且冲击幅度较大，而企业向高端升级之后对于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则会进一步扩大。
报告显示，不同技能水平行业的增长和空间分布变迁存在显著差异。在2003到2013年间，就业增长最快的制造业行业主要由高技能行业构成，例如核辐射加工业,烘炉、熔炉及电炉制造, 广播电视设备制造、环保、社会公共安全及其他专用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等。
同时，行业间的技能水平出现马太效应，前期技能水平越高的行业，后期不仅保持了相对更高的技能水平，其提升幅度也更大，吸引的高技能人才越多。
从制造业行业的就业空间分布来看，高技能行业总体存在向东部地区集聚的趋势，而西部地区高技能行业就业的损失最大。在未来，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将获得更快增长。
劳动力老化加剧技能缺口
报告发现，劳动力规模缩减和年龄老化是导致技能缺口严重的根本原因。
如果将劳动力人口按年龄分为“15-24岁”、“25-44岁”和“45-64岁” 三组，分别表示低龄劳动力人口、中龄劳动力人口和高龄劳动力人口，那么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将从1978年的“33%-42%-25%”结构转变为2010年的“23%-44%-33%”结构。低龄劳动力比例减少了10个百分点，高龄劳动力比例增加了8个百分点。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表示，劳动力供给规模减少导致的工资水平上涨，促使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发生转型升级，这对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人口老化之后，老年人接受新技能的能力比较差，从而会加剧长期技能缺口。
李强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劳动年龄人口老化的趋势并不会随着“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之后而发生根本改变，根据人口金字塔图的测算，“全面二孩”对缓和劳动力规模缩减和年龄结构老化的效果非常有限。
报告显示，到2030年，劳动力的的年龄结构将变为“24%-31%-44%”结构。与2010年相比，低龄劳动力的比例减少了9个百分点，高龄劳动力的比例增加了11个百分点。
李强认为，当前必须通过吸引外来劳动力流入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来解决劳动技能缺口的问题。然而，现在的情况是政府在职业技能培训上的投入不足和低效共存。作为技能人才主体的农民工在就业、薪酬、社保、培训机会等方面都难以享受城镇本地居民平等的待遇，这些都制约着技能人才的发展。
职业培训应助农民工进入中产
报告称，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技能回报上升。技术进步带来经济增长，提高了所有劳动力的基本价格，但高技能劳动者的收入上升相对快于低技能劳动者。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大学及以上学历劳动力工资是初中及以下劳动力工资的1.86倍，这一数字在 2013年增长到2.75倍。
技能人才是《国务院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中确定的七类重点群体之一。国务院要求完善多劳多得、技高者多得的技能人才收入分配政策。
袁志刚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农村转移劳动力是中国技能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他们没有接受充足的职业培训，大部分人难以享受到技能回报上升带来的红利。
随着信息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智能化生产要求低技能劳动力技能水平的不断提升。但是，受教育程度低、培训机会缺乏等问题使得农民工无法适应产业升级和企业发展的需要。
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现状
长期以来，农民工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中一直陷于“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困境之中。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人口数量在2015年已接近2.8亿，超过全国劳动年龄人口的1/4。只有33%的农民工接受过技能培训，仅有5.9%的农民工拥有职业技术证书，经过培训部门安排上岗的农民工比例仅为0.3%。
报告课题组在广东等省份的一项调查显示，农民工获取职业技能方式有“本人自学、边学边干”（29.9%
)、“ 自己拜师傅学习 ”(24.6% )、“ 通过亲戚 、朋友或老乡教的”(14.5%)，即近70%的农民工是通过这些非正规的培训方式获得职业培训，而通过企业/单位、学校、社会团体或政府组织的正规培训获得职业技能的总计比例仅达31%。
农民工接受正规职业培训的机会太少制约了他们对新技能的学习和职业技能的提升。这对其从业收入增加、职业地位提升等都具有较大影响。
李强认为，在社会阶层日益固化，贫穷产生代际传递之时，对于底层民众来说，教育成为性价比很低的投入，政府应该推进职业培训平民化，通过国家财政补贴，扶助农民工尤其是年轻一代农民工提升技能。
“让农民工靠自身职业技能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是关系到中国收入分配结构改善以及产业结构转型的大事。”袁志刚说。
报告建议，打通农民工职业上升通道，拓宽农民工的正规培训渠道，鼓励市场化培训机构或社会企业 的发展，对缺少支付能力的学员可通过提供职业培训基金或者职业培训贷款等方式提供帮助。
何宪也表示，下一步政府将完善技能人才薪酬激励机制并拓宽技能人才的晋升通道，引导企业合理确定技能人才薪酬水平，加大对技能要素参与分配的激励力度，探索建立企业首席技师制度，鼓励企业采取协议薪酬、持股分红等方式，试行年薪制和股权制、期权制，提高技能人才收入水平。